无论从权力政治还是意识形态角度，日本都将依托并利用美日印澳这一“民主安全菱形”视为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的一种“直接而可靠”的方式。但由于亚太及印太地区大的趋势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在此情况下，日本战略的未来，包括其意欲实现的所谓“领导角色”，取决于其战略手段能否达成真正的平衡性与协调性，理性地处理对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推动更广范的亚太合作。

浏览日本国防预算中的分项预算不难发现，其中涉及到的装备采购、负担美军驻扎费用等条目其资金的最终流向都是美国。或许美国才是日本扩大国防预算的最大受益者。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越是扩大国防预算，日本就越会受制于美国。所以比起军国主义复活，日美在军事上的高度绑定给亚太地区造成的潜在风险反而更大。

内在纠结、外在考量以及民意三大因素决定了菅义伟政府在推进导弹防御系统构建上小心谨慎，不过这仍不排除日本在相关推进环节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日本加快推进改良导弹和开发新型超音速导弹，说明日本导弹防御态势已由目前被动防守向具有一定主动性的攻守兼备转变，这种变化无疑构成了东亚地缘紧张的负面张力。

中日关系尽管遇到种种新问题新挑战，但总体看并未脱离2017年以来改善向好的正确轨道。2021年，经济社会相关领域合作的深化将是稳定中日关系的关键题材，中日深化合作有潜力，但关键看互动结果、看实操效果。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领域继续面临考验，能否建立起互信是关键。在美国民主党政府上台执政的前景下，菅义伟的对内控盘能力和对外抗压能力，同时面临严峻考验。

对日本而言，即使拜登上台也并不会给日美关系带来更多惊喜，可能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将继续受到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时遗留的外交负资产的困扰。有鉴于此，日本政府虽寄希望于在拜登任内能够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推动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务实合作水平，但目前来看，即便拜登上台，日本政府恐怕也难松一口气。

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钓鱼岛问题，但某些日本政客试图利用美国使中国让步，只是痴心妄想。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人文交流传统，文化基因中的东方性远远多于西方性，两国应该拥有更大的战略格局，通过人文交流重构文化共同体，抓住机遇、克服障碍，应对挑战。

民主党拜登当选，日本将面临“喜忧参半”的美日关系。喜的是日本终于可以摆脱“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追求有发言权的“盟国协调”。同时，期待美国能在东海、南海等日本关切的领域继续介入，联手构建“对华抑制”格局。忧的一面是在碳排放、贸易领域拜登的政策让日本比以往更不轻松。

日本社会思潮越来越上演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袂剧”，岛国民众的危机感升级至软性的2.0版，不仅给日本推进战后新的政治和外交“总决算”提供了保守的舆论氛围和主导民意的空间，也给日本政治“新生代”们施展抱负创造了现实舞台。

观察菅政府政策表述及具体动作而言，其内外政策雏形的特征可归纳为供应链、经济复苏、融合和数字化社会四个关键词。可见，菅政府虽一再对外宣称其内外政策以继承为主，但实际也在努力寻求创新和突破，寻求在推进落实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的执政风格与政策体系，甚至力争实现对安倍政府的超越。

近年，日本极力调整安保政策，抛出“西南防卫”概念，以所谓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为由，加紧向西南群岛投送兵力、部署国防。2018年末日本政府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引领自卫队的军事能力建设朝向攻守兼备快速发展。更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年中安倍内阁以“中朝导弹威胁与日俱增”为由，强行将自卫队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提上议程。一旦掌握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或将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能随时发动战争的“普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