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政府在“印太经济框架”前景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便再次急切地充当美“马前卒”，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谋求以经济投名状换取更多“安全保障”，更多引入美方力量制衡中国发展。当然，除了安全保障，换取美国对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支持，推动日本与美国相关盟国的经济合作等，也都在日本政府考量之列。

另一方面是出于日本对强化“经济安保”的追求。岸田政府上台以来积极提升“经济安保”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为此专门设立经济安保大臣的新职位并推动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抓住各种可能机会加强与美国等科技发达且“价值观趋同”国家或行为体的合作，日本认为这样可以在提高应对中国“经济安全威胁”方面获得更多抓手。

但美方提出和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已经遭到包括西方主流媒体在内的大量吐槽，“既不开放市场也不降低关税”等，引发对该框架“诚意”、吸引力以及未来实施前景等诸多方面的质疑。这种情况下，岸田政府的“如意算盘”很难实现，但其迎合追随产生的副作用却显而易见。

岸田政府配合华盛顿搞经济“小团体”主义，不仅破坏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既有模式和良好氛围，还将对日本自身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目前亚太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二者均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互利性等特征，在加强相关国家沟通与合作、缓解国际社会紧张局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是冷战思维的又一现实体现。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APEC、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中日两国的政策和态度对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前景影响深远。

但岸田政府积极迎合美方主导而且明确针对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极易导致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整体性的撕裂，阻碍中日两国在既有经济合作机制下的合作。另外，随着美方加快推动“印太战略”及其作为经济支撑的“印太经济框架”，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地区中小国家面临被要求选边站队的困境与挑战将会加剧，东盟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自身也将面临被分化的风险，亚太既有经济合作机制对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促进作用将被大大削弱。

这种情况下，日本自身经济发展也将反受其害。日本政府曾为包括加强日美经贸关系在内的目的积极加入美国主导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来特朗普政府却以不符合美国利益为由执意退出。东京始终没有放弃拉美国重回CPTPP的想法，但迄今为止，岸田政府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支持并未换来拜登政府重返CPTPP的兴趣。日本苦撑的CPTPP合作在经历“特朗普冲击”后，又将面临“印太经济框架”的竞争甚至冲击。

同时，岸田政府上台以来倡导和推行“新资本主义”发展理念，该理念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分配”良性互动为重要方式与手段。但众所周知，日本国内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等经济社会问题的持续困扰，财政金融等方面政策的腾挪空间极为有限，岸田政府若想在“新资本主义”方面有所进展，亟需妥善处理好对外经济合作尤其是同中美两个重要经贸伙伴的关系。但岸田政府执意加入制衡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势必影响中日在经贸合作方面的良性互动，进而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与“分配”的良性互动，对岸田政府“新资本主义”理念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

总之，岸田政府加入冷战色彩浓厚的“印太经济框架”不仅不能实现预想目标，还将阻碍中日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对日本本身经济恢复也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这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只会得不偿失。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学者，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