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极右政治力量的上升并非一个新现象，但是其上升的速度及其政治影响的扩大却超出人们的预料。法国的国民阵线数次试图问鼎总统宝座。2012年才成立的德国选择党，在9月24日德国大选中首次进入议会，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南欧、北欧、东欧和西欧，极右政治力量的影响无处不在。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极右政治势力的跨国联系日益加强。2016年9月，欧洲极右政党领导人齐聚维也纳，传达了共同反对欧盟、激进伊斯兰和难民的政治信息。最近几年，波兰独立日游行成为了全欧极右民族主义分子显示力量的舞台。

2016年英国退欧公决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欧洲的极右政治家备受鼓舞。2017年曾被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称为欧洲的反叛之年。然而，荷兰、法国和德国等国的极右政治力量并未上台执政，极右政治力量并未彻底颠覆欧洲政治，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得以幸存。2017年欧洲的极右政治力量也有斩获，德国选择党首次进入议会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欧洲极右政治势力的上升成为一种泛欧现象反映了西方民主的危机。欧洲传统的主流政党治理无方，无法应对金融危机后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主流的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政策合流使得左翼政党日益失去其左翼特性，左翼政党陷入身份危机。传统的选民基础遭到削弱。部分左翼的支持者转而支持极右的政党。

最近几年，无论是西欧抑或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法国总统选举和德国大选进一步印证了左翼政党影响的衰落。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如波兰和匈牙利的左翼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不仅左翼处在危机之中，而且传统的右翼也出现危机，法国和德国选举表明右翼政党也出现颓势。极右政党以反欧盟、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反犹的鲜明的政治主张吸引选民，并以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迎合选民的情绪。主流政党的政策失误为极右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德国选择党领导人佩特里毫不讳言，“德国选择党是默克尔政治之子。我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默克尔政府未能应对德国和欧洲社会的重要议题”。传统的极右政党也在1980-1990年代逐渐适应欧洲政治的变化，其政纲偏离法西斯主义，更多关注福利，对民主的立场日趋温和。新生的极右政党则迅速填补了左翼政党衰落留下的政治真空。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尽管已经过去，但是危机的社会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内部均有赢家与输家，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了贫富分化。2008年之后，欧洲经历了经济衰退、债务增加和福利体系难以为继的不利局面。在国际救助和严厉的紧缩政策的配合下，欧洲逐步走出危机，至上了经济复苏之路。然而，危机的治理也付出了很大的社会代价。欧洲国家高失业率和严厉的紧缩政策损害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南欧国家的失业率高达两位数，而且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使得受危机影响较大的民众对现实非常失望，生活水平下降的民众非常愤怒。欧洲的社会情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众日益与传统的建制派疏离，而青睐异军突起的中间力量或极右力量。

欧洲难民危机和安全危机进一步将缺乏安全感的民众推向极右政党。2015年欧洲经历了二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百万难民蜂拥而至。难民危机进一步激活了西欧国家关于移民与福利的话题，而且难民危机的应对造成了欧盟内部的分裂，匈牙利等中东欧新成员国拒绝执行欧盟的难民安置配额。德国总理默克尔对难民的门户开放政策引发部分民众的不满，民众担心难民涌入会影响本国公民的就业和福利，担心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混迹其中，影响社会安定。法国和比利时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以及德国一些城市发生的移民犯罪活动使欧洲民众丧失了安全感，极右政党或组织利用民众的恐惧扩大其影响。在难民危机之后，极右政党的反移民立场很容易在恐惧的选民中获得回应。难民危机和安全危机激发了欧洲内部围绕欧洲文化、欧洲特性的辩论，民粹主义极右政党则以欧洲基督教文明捍卫者自居，反对极端穆斯林和外来文化影响，宣扬族群民族主义，在不安的民众中争取支持。

欧洲成为极右政治力量的温床绝非偶然，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原因。尽管极右政治力量尚未动摇欧洲的民主制度，但是极右力量的上升对欧洲政治和社会的危害不可忽视，对欧洲政治的长期影响不可小视，如何应对极右力量的话语和议题也是欧洲当政者的一大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