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来说，这次公投并未令英国主权面临风险。相反，公投证明了英国的主权。实际上，公投涉及的问题，是英国是否将过多权力委托给了欧盟。卡梅伦的谈判，最大的收获是确认了英国不会进一步让渡其权力。我们的谈判伙伴似乎接受了这一点。既然这样，问责和有效行使权力的最佳平衡点正是目前的状态。如果退出欧盟，代价将是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而问责充其量只会略有改善。这样的代价太高了。

表面上看，大西洋两岸似乎正在发生相同的事情：持有或宣称极端立场的政治家正在被时势推上前台。但是，以极端、民粹和排外为特征的“特朗普现象”在欧洲难成主流。目前要阻止极端政治人物成为主流，欧洲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不光要求传统主流政党倾听民众诉求，缩小民主赤字，拿出可行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要加强相互联合，为自身的生存而战已经是形势所迫。

近年来，欧盟一方面艰难地推进一体化建设，扩大和深化均取得一定进展；另一方面，欧盟在地缘战略危机、债务危机、恐怖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的重压下，综合实力相对衰退，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独立一极的地位明显下降。

增强军事实力和军事存在可以给德国推行“有作为的外交”提供支撑，提高德国承担国际安全责任的显示度，也给国内社会和民众的安全需求提供可靠依托。德国有足够理由去加强军力，但或许也应意识到，当今世界不缺武力，伊拉克战争和延续至今的中东安全危机一再表明，军事能够提供安全或推行利益的空间有限，国际社会更缺乏的倒是“非武力”智慧。德国曾为此大声呼吁过，包括默克尔总理在面对难民危机时竭力推动的“欢迎文化”也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道义视角。虽然德国未获得盟友的响应和支持，但无损德国有国际担当的形象。

美国这些年在美欧双边关系中的所作所为，使欧洲国家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其对欧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在美国眼中，欧洲盟国已不再是它休戚与共的伙伴，而成了竞争的对手。美欧同盟关系成了美国控制盟国的一种工具。美国时时事事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根本罔顾盟友的关切。在这种形势下，欧洲盟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逐渐调整了事事依从美国的行为方式。美欧关系也随之渐行渐远。奥巴马此次访欧，试图以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来安抚盟友，而在对欧政策上毫无改变，结果访问徒劳无益是必然的。

欧盟现处两难境地。一方面，欧盟要向外界显示，它不仅是经济联盟，更是价值观联盟，所有成员国理应尊重欧盟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如果欧盟、特别是德国过分批评波兰，则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强化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导致欧盟内部分裂为几大阵营。这显然不符合欧盟的利益。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欧盟的未来取决于欧盟中的大国，但如果它们只关注本国利益而听任欧洲一体化遭受挫折，那么将使欧盟陷于危机之中。同时，欧盟和波兰的价值观博弈有可能重新引发欧盟内部有关深化还是扩大的争论，其直接后果将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标准和入盟进程产生影响。

英国退欧派以大西洋主义“代替”欧盟是痴心妄想。在美国看来，要和华盛顿保持亲密关系，英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保持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退欧会削弱英国在全球增进自身利益的能力，会让这个国家变穷。而且不光美国，英国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支持奥巴马总统的看法。

欧洲社会民主党正处在一个需要做出方向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但这种选择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实际上，无论是从政策选择还是从社会基础来看，虽然标榜为现代派的“第三条道路”失败了，但这既不意味着回到传统左翼就是必然的选择，也不意味着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失去了意义。“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只是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简单向新自由主义妥协之路的失败。事实上，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退却只能是一个暂时现象，而不是方向，因为真正的方向在于寻找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性政策体系，在于发掘新的“第三条道路”。

欧洲人标榜人权、自由，强力部门自然受之影响，对文化、娱乐、体育、餐饮、旅游、公交、地铁等公共场所管控相对宽松。故而恐怖分子假扮警察或保安，持枪荷弹，招摇过市，屡屡得手。当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中时，当地朝野才意识到，恐怖就在身旁。

事实上“基地”或“伊斯兰国”始终未放弃“打疼”美国的企图，但由于美方采取了前述应对措施，这些针对美国的“攻势”大多半途而废，且事发后美国往往会大肆报复，这些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国际恐怖组织的针对性行动。反观欧洲，事前既不能未雨绸缪，事后也不能亡羊补牢，遭到袭击后的反制、打击措施也拖泥带水，屡屡被“选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自我反省：须知恐怖袭击也是一种军事行动，恐怖组织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军事行动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舍坚攻瑕，专捏软柿子，既然你比别的“柿子”软，那就“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