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基民盟这样的建制内主要党派在战略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出于极右翼崛起的压力和将包括合作伙伴在内的所有竞争对手比下去的私心，过于急功近利地讨好在社会变革中遭遇阵痛的人群，从而忽略了一个联邦政府最应该扮演的角色：在宏观层面上引领整个社会以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和解决问题。

默克尔的淡出是以退为进，保持自己的主动权。“退”可体面下台；“进”则可以凭依其资历与新任党主席磨合共事，直至2021年任满离任；而最理想局面则是二人配合，帮助基民盟在2021年赢得大选，平稳过渡至“后默克尔时代”。但这并不是一个“进步地”解决德国所面临问题的方式，甚至会使德国政治进入一个更为激进、混乱的“新常态”。

德国政局变化所代表的趋势必须让我们有所思考，并对未来变化未雨绸缪。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欧洲政治变化的复杂性，深入到现实本身而非依赖政治标签来看问题。其次，我们需要摆脱对默克尔们的习惯意识，在重新适应欧洲新政治和新面孔的同时，需要更客观地看待欧洲政治变化后面透露出来的社会焦虑和变革诉求，从而更积极主动地去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德、中欧关系。

目前基社盟与自由选民党联合是最容易匹配的组合，这两党之间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易通过妥协方案解决。不过无论巴伐利亚州政府如何组阁，基社盟在未来五年的执政难度将比以往增加。虽然基社盟无法实现独立执政，但不会对巴伐利亚州的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影响，基社盟仍可维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在该州事务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尽管联盟党内部的矛盾将继续存在，但这对利益共同体分家的可能性极低。

由于马克龙改革动了一些人的“奶酪”而招致不小抵制或非议。从目前来看，马克龙内政改革是否能坚持下去、取得预期成果还面临重重挑战。与此同时，马克龙在内政方面遭受的挫折必然会对其外交成果产生影响。他上台不久就表现出重启法德轴心、全面改革欧盟的雄心壮志。马克龙欧盟改革计划的实现离不开德国支持，而德国对法国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法国需要成功推动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改革。

瑞典当前正处在“十字路口”，是以“封闭”换取所谓“安全”，亦或是调整政策，在维持社会开放程度的过程中更多照顾不同人群的平等，以法治提升人民的安全感，将是瑞典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里斯本条约》第七条款的启动，虽然对于成员国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只堵不疏”的方式在维护“原则和价值”的同时，将实际问题搁置，成员国和民众层面的不满也将成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的矛盾爆发点。

马克龙沿袭了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法国外交传统，但法国仍属于西方阵营。马克龙无视西方搅乱中东、自食恶果的事实，把叙利亚危机归咎为巴沙尔总统，虽强调“强有力的多边主义”，但所谓的独立性仍是有限的。即便如此，法国已是西方国家最具“特殊性”的成员了。

中东欧国家长达四五百年遭侵略、被奴役的历史，也是一部中东欧国家争取平等、自主和主权斗争的历史。中东欧国家国小力单，又处于地缘政治板块接合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依附于强者，而又不受其支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是中东欧国家的百年困境，也是中东欧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从法德牵头创建欧洲货币体系及欧元的历史来看，欧洲是具有建立独立支付系统能力的。而且，欧元是国际第二大储备货币，具备重大优势。一旦欧洲建成这种支付体系，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关系都会带来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