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以来，乌克兰局势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两个曾经关系最为亲密的东斯拉夫民族有一天会兵戎相见、手足相残。这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关系，也使乌克兰的国家命运变得扑朔迷离。

文化根源：历史记忆的差别

这场俄乌冲突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关于历史记忆的差别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走向兵戎相见的文化根源。

用“爱之深，恨之切”来形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情感最为贴切。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视自己为基辅罗斯的历史继承者，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两者更是同属一个国家。具体来说，如果从基辅罗斯算起，俄乌的历史渊源已经超过一千年历史；即使从1654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与沙皇签订《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算起，两个民族在一起的历史也有368年。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不仅是东斯拉夫人的发源地，而且还是东正教的圣地。公元882年，东斯拉夫人在基辅及其附近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也就是基辅罗斯。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将其定为国教。东正教不仅有力地促进东斯拉夫民族的统一，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东斯拉夫文明的进步。从留里克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基辅都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苏联解体后，虽然俄罗斯与乌克兰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俄罗斯始终不忘与乌克兰“再续前缘”：尽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力有限，但俄罗斯却在吸引乌克兰加入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方面用力颇多——从共同创建独联体到构建欧亚经济共同体；此外，俄罗斯还以廉价的能源供应挽留乌克兰，偶尔也会减免债务和提供贷款来博取乌克兰的“欢心”。

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感情是复杂的。在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中，只有乌克兰人继承了基辅罗斯的衣钵，现代的乌克兰语从字符和发音都保留了较多的古罗斯印记，而罗斯的历史在基辅罗斯之后，还有立陶宛罗斯。西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和沃伦很好地保留了古罗斯文明，免受蒙古部落的侵袭。而俄罗斯语言文字和文化则受到蒙古游牧文化和西欧影响较多，成为多重文明的混合体。乌克兰人对《佩列亚斯拉夫合约》的认识也与俄罗斯大不相同。在俄罗斯人眼里，是沙皇为保护同样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兄弟民族而签署统一条约，将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命运再次联结在一起。乌克兰历史学家赫鲁舍夫斯基在其著作《乌克兰罗斯史》中则写道，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创立的是盖特曼诸侯国，这是第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国家，他们与沙皇签署的《佩列亚斯拉夫条约》是联盟条约，不是臣属关系，更不是合并条约，但是沙皇背弃了联盟承诺，将乌克兰吞并。沙皇俄国时期，叶卡捷琳娜女皇取消盖特曼制度，设立小俄罗斯行省。乌克兰人民发动了多次民族起义。1917年12月12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同年，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曾一度推翻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20～1921年间，波兰的皮尔苏茨基政权攻占了基辅，于是，爆发了苏俄与波兰的战争。其后，苏俄与波兰草签《里加条约》，西乌克兰被割给波兰。1922年12月30日，乌克兰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1939年，西乌克兰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且加入苏联。在苏联版图生活的近70年间，乌克兰和全苏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乌克兰人认为，苏联时期的记忆也不乏磨难。这些历史造成了俄乌之间的恩怨。复杂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记忆，使得独立后的乌克兰十分敌视俄罗斯，特别是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抵触与俄罗斯靠近。

特殊的历史记忆对于独立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交选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21年7月，普京撰写了《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一文，他强调，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应视为同一民族，现在两国之间出现了统一历史和精神空间的“围墙”，这是两国间共同的、巨大的不幸。

经济根源：发展道路冲突

其次，发展道路冲突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道扬镳的经济根源。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一道开启了政治西方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国家转型之路。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形成了寡头资本主义的体制。政局混乱、寡头干政和腐败泛滥成为那一时期两国政治的代名词，经济衰退和寡头垄断也是两国经济的共性。2000年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政治逐渐回归保守主义，抛弃西方民主模式，提出了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思想。在经济上，俄罗斯整治寡头经济，并重回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独立后的乌克兰则一直延续西方自由主义道路，国内寡头干政现象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政局周期性动荡，街头革命泛滥。进入21世纪后，乌克兰人厌倦了库奇马造就的政治模式，迫切希望改变国家发展模式。2004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街头革命，主张西方发展模式的候选人尤先科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作为库奇马继承人的亚努科维奇。2010年，亚努科维奇击败竞争对手季莫申科赢得总统选举。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乌克兰再次回归西方模式。关于寡头问题，库奇马执政时期（1994～2005年），乌克兰的寡头利益集团一步步壮大起来，影响力逐渐从经济部门扩大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他们与国家官僚集团的关系也从原来的从属、合作关系发展为主导关系。随着库奇马任期结束，统一的国家官僚集团开始瓦解，国家权力不仅失去相对独立性，还丧失了自主性。政治精英和政党都沦为寡头利益集团的附属和工具，选举之后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和新政府经常对前任政府和前任领导人进行政治清算。

独立以来，乌克兰的经济发展缓慢且不稳定，至今未能恢复至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水平。事实上，从国土面积看，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家，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但都未能使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境地。2021年，乌克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有3750美元，长期处在欧洲最贫困的国家之列。

现实因素：安全矛盾

再次，安全矛盾是引发俄罗斯与乌克兰武装冲突最主要的现实因素。

此次不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本质上也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安全危机。2014年，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颜色革命”中下台，亲西方政府在乌克兰重新掌权。克里米亚地区经由公民投票，决定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所在的顿巴斯地区，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爆发冲突，随后宣布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乌克兰在安全上完全倒向西方，积极要求加入北约。2020年6月，北约赋予乌克兰准成员国资格，乌克兰成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国”。乌克兰获得了北约的训练、指挥、情报支持。从2014年至2020年，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的军事援助超过25亿美元。

2021年开始，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地区两次大规模集结军队，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求俄罗斯后撤军队，但俄罗斯始终不愿意，并要求北约放弃吸纳乌克兰、承诺不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大规模进攻性武器。2021年6月初，美俄元首会晤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俄罗斯与西方安全互信危机一直未能缓解，俄方在2021年的两次极限军事施压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2021年12月，俄外交部就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安全保障对话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北约就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的可能提供法律保障。同月，俄向美国、北约提交了两份安全保障协议草案，并要求二者做出明确回应。今年1月10日至13日，俄分别与美国、北约就上述安全保障建议开展对话，但未取得实质性成果。1月26日，美国和北约分别向俄方正式递交关于安全保障建议的书面答复。但俄方认为，美国和北约对俄的回复无视其原则性关切。

在冷战结束后的30余年，俄罗斯始终未能理顺与北约的关系，俄罗斯既无法加入北约，又无法阻止北约东扩。俄罗斯大部分时间将改善与西方关系作为外交的重心之一，始终对西方保持着巨大的战略耐心。虽然西方一度接纳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G7），接纳俄罗斯加入与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并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但是西方始终未能真正接纳俄罗斯，始终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之一，不断蚕食和围堵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西方一方面完全无视莫斯科对融入西方的渴望，另一方面又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使得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致使莫斯科成了离布鲁塞尔越来越远的边缘地区。就这场俄乌武装冲突而言，从两国军力对比看，俄罗斯虽然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乌克兰国防能力也不是不堪一击。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重建了国家军队，正规军规模已经达到20万人，具有较强的地面战和游击战能力。因此，在北约的后勤、指挥、情报支持下，乌克兰具备较强的防卫能力。此外，从2014年开始，在美国的资助下，乌克兰在俄乌边境地区修筑坚固的“马奇诺防线”。西方国家严厉的制裁、乌克兰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西方陆续送达的进攻性武器援助，都将给战争规模和战事走向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启动外交谈判，双方仍然有达成外交妥协的可能性。

俄乌冲突涉及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美国的直接利益，同样也影响着全球政治和安全格局。单就俄乌两国而言，没有绝对的赢家。俄罗斯虽然拥有军事优势，但承受着“核弹级”的经济制裁压力，以及外交压力，且战场上无法避免的人员伤亡也会带来不小的舆论压力。对乌克兰而言，其付出极大经济和安全代价换取融入欧洲一体化、加入北约是否值得呢？这也是未来乌克兰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小国如何在大国夹缝之中生存，如何在安全、价值观和发展之间做出最优的选择，这也是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的思考题。（成稿于3月3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