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俄乌冲突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关于历史记忆的差别是俄乌走向兵戎相见的文化根源。其次，发展道路冲突是俄乌分道扬镳的经济根源。再次，安全矛盾是引发俄乌冲突最主要的现实因素。俄乌冲突涉及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美国的直接利益，不过单就俄乌两国而言，没有绝对的赢家。小国如何在大国夹缝之中生存，如何在安全、价值观和发展之间做出最优的选择，这也是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的思考题。

俄乌危机不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重大危机，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严重危机，标志着莫斯科改变了与西方打交道的方式，从过去的对话改为现在的斗争。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已经结束，积累了多重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关系在短期内难以调和。

无论是欧盟在经济制裁上表现的胁迫性，还是成员国间罕见的政治团结，抑或是成员国对防务政策和能源独立的重新关注，都是因突发的地缘安全威胁导致的自然反应。一方面，我们要准备接受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外交观念会更加“现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外交政策的核心驱动力、战略目的、结构性缺陷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言以蔽之，现在高呼欧盟的“外交革命”为时尚早。

2月24日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是一个分水岭，它不仅使俄乌关系进入不可预测的境地，也使国际社会对稳定国际关系的某些基础性规则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对欧洲而言，由于这场军事冲突发生在家门口，它所受影响肯定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些影响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改变欧洲固有安全机制；强化欧洲新的自我身份定位；促使能源政策调整；提升欧盟东扩意愿；强化欧美同盟与推进战略自主同步进行。

俄乌问题的背后涉及复杂的历史经纬和国家利益，不能因为某些国家强迫选边站队就随波逐流，各国应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理智、谨慎地决定自身立场和表态，给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升级。

此轮俄乌冲突将给欧洲带来巨大创伤。欧俄对抗将是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无法回避的安全挑战。如何构建由欧洲人自己主导的，平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值得欧洲人认真思考。

朔尔茨未经全社会讨论而形成共识的强军“急就章”，如何能够与根深蒂固的德国反战文化与和平主义观念共处？而后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立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就在朔尔茨发表讲话的当天，左翼党和绿党的青年组织就表达了不同意见。这么看来，朔尔茨的讲话，可能并不是德国内政外交巨变的开端，而是揭开了德国有关未来道路选择的漫长争论。

俄乌战争确实是后冷战时代的大事变，但它更多的是过去时代的回响，而不会对未来国际政治规则、格局和时代特征构成重大冲击。这是因为：第一，从规则上看，俄乌间的复杂历史经纬使得此次战争不会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以及当代国际规则体系形成根本威胁。第二，从格局上看，俄罗斯军事上的强势作为不能改变其总体上复苏乏力的现状，欧洲地缘关系的重大改变以及中美俄关系的短期调整也不会改变美国专注印太的战略布局。第三，从时代上看，大国间的博弈行为特征表明世界仍然处于后冷战时代。

乌克兰所在地区“周期性紧张态势”已有30年，当下局势是美欧多年围堵与俄反制步步升级的结果，结果乌克兰成为最大输家。同时，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将迎来重大调整，随着战事的结束，美国和北约对俄的直接安全威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反制。但长期来看，俄承受的压力反而可能进一步增大，俄经济或进一步不堪重负。总之，俄采取军事行动客观对美有利，对欧和乌克兰会造成很大损失。欧洲“战略自主”恐成纸上谈兵，一盘散沙的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或下降。

俄乌再次爆发冲突，很难指望乌政府军能在优势俄军面前有惊人表现。无奈之下，乌克兰只好动员百姓。可乌克兰的“人海战术”可能也派不上大的用场。现代俄罗斯的“非接触战争”军事学说强调用无人机支持的火炮远程摧毁敌军，根据这种设计，大部分敌人在看到对手之前就会被杀伤，再加上乌克兰国土主要由缺乏自然掩蔽地形的开阔平原组成，因此即使乌军民同仇敌忾，效果也有限。而且将武器散入民间对乌政局稳定来说也未必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