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这个委员会本身也相当于隐晦地承认马克龙上届任期内所做的和解努力的失败,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调动民众的参政热情,谈何容易?更难克服的是,法国严重的党派分化与对立已经给这个刚刚上线的新机制带来巨大阻力。不同于上一任期,马克龙主导的党如今在议会中已无优势,各派对于“重建”的理解存在着深刻分歧,政治认同碎片化,致使政府的改革一直备受掣肘。 |
法国总统马克龙又推出执政“新方法”。按照他6月初宣布的第二任期规划,政府在9月8日成立“全国重建委员会”,一个全民参政议政的新机构。据介绍,该委员会将联合各政党领导人、议会团体负责人、地方议员代表、中间机构代表等各界人士,定期“会诊”国家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议题将从购买力、教育、医疗和自主权等当务之急的问题开始,逐步扩展到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五大目标:独立、充分就业、碳中和、促进机会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民主复兴,都是重大的长期改革主题。 马克龙为何要以这样一种“新方法”启动新一届任期?最重要原因是,二度执政的马克龙需要一个响亮的理念来为自己的“再出发”赋能。回顾马克龙的执政生涯,“重建法国”一直是他的标志性口号,他在担任总统前出版的自传《变革》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法国的很多制度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且弊端重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逻辑,转换思考、行动和前进的方式”,“重建一个公平而强大的法兰西”。以“重建”之名启动第二任期,不但显示出其执政理念的连贯性,而且为他未来5年的行动逻辑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撑,即未来推出的政策不论成功与否,都是为了重建一个更好的法兰西。 同时,“重建”也是复兴戴高乐主义传统。“全国重建委员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历史上另一个著名机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这很可能是马克龙的有意为之,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彰显自己执政的戴高乐主义基因。“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是戴高乐将军1943年创立的抵抗运动组织,由法国不同政党、工会和抵抗力量组建而成,领导二战期间抗击纳粹德国和维希政权的各种运动,为解放法国领土作出重大贡献,也奠定了戴高乐在法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地位。 尽管两个“委员会”从历史背景到意识形态基础都相去甚远,但马克龙有意让两者产生关联:除了叫法雷同,他自己还曾多次把法国正在经历的各种危机比作“战争”,并希望团结国内各派力量,为积弊重重的法国“刮骨疗毒”。不难看出,马克龙的“重建”亦是在复兴戴高乐主义,复兴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政治传统,进而复兴法国的大国地位,连他的“共和国前进党”数月前也更名为了“复兴党”。 事实上,此前的一些全民参政机制大多并不成功。马克龙在上届任期内曾为了平息旷日持久的“黄马甲运动”而开展过一场全国大辩论,他本人也赴全国各地开展巡回演讲,希望通过与民众直面沟通、回应问题、解释政策,最终实现和解。然而,民众的诉求很快从最初的减少燃油税升级到推翻代议制政体,双方志不同道不合,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个可以类比的机构,就是成立于1946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它的233名成员是来自工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商界顾问等民间社会的代表,通过随机选择组成,作用是在起草法律和评估公共政策时向政府和议会两院提供咨询建议。虽然马克龙上任后希望对它进行改革,使它能够在政府与民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到目前为止,这仍是一个神秘、费钱又很鸡肋的机构。 这些足以表明马克龙的“新方法”很可能存在较大的风险,更直白地说,成立这个委员会本身也相当于隐晦地承认马克龙上届任期内所做的和解努力的失败。毕竟多重危机下的法国社会已经深度撕裂、信任缺失,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调动民众的参政热情,谈何容易?更难克服的是,法国严重的党派分化与对立已经给这个刚刚上线的新机制带来巨大阻力。不同于上一任期,马克龙主导的党如今在议会中已无优势,而反对党中极右派和极左派占据上风,各派对于“重建”的理解存在着深刻分歧,政治认同碎片化,致使政府的改革一直备受掣肘。 果然,对于马克龙推出的“新方法”,计划中的参与者很快便分化成三个阵营:第一个阵营属于积极支持派,主力是总统的“复兴党”和贝鲁的“民主运动党”两个中间派政党;第二个阵营选择有保留地参加,它们态度游移,打算视这个新机制的实际表现来决定参与情况;第三个阵营则是强硬抵制派。其中较大的党团认为马克龙是故意在利用“新方法”绕开议会,对民主制度进行自由化改造,从而稀释反对党的力量;较小的团体担心自己在大拼盘式的新机制中没有立足之地;工会组织则以自身诉求不被重视为由拒绝参加。三个阵营的分化充分显示出在马克龙的“新方法”面前,众口难调。 由此可见,马克龙希望用“新方法”来开展新一轮改革的愿望将会遭遇一路荆棘。没有反对党和主要工会组织参加的“全国重建委员会”,别说不得不在冷清的气氛中开局,它今后能否正常运作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重建法国”的效果,更值得观察。尽管马克龙一直强调不能用一味妥协来应对民生问题,但面对如此分化且相互制衡的政坛格局,为了避免出现国家“不可治理”的情况,他估计也只能回归妥协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与政治对手和普通民众的对话与和解,以期慢慢建立信任,小步慢行地推动未来5年的改革。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