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届总统选举，显现法国政坛“去政党化”趋势加剧，“去政党化”不是指法国没有政党，而是指其传统大党正在快速地走下坡路，极左或极右政治势力迅速崛起。之所以如此，源于传统政党脱离群众，及其政策的趋同化，使其丧失民意支持。这凸显西方政体的结构性软肋，表明西方民主政党体制式微。作为西方政体的样本，法国的“去政党化”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西方政体的演变趋势。

波兰等国以“北约核共享”的理由提出部署需求，实际是让北约成员国共同承担在波兰部署核武的责任与风险，进而获取更多的安全保护与援助。但这是一个困境，作为北约中实力较弱一方不愿在联盟中被抛弃，想将美国牵进来，但问题是美国不想被过度“牵连”。同时，北约上述行为严重冲击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防扩散核心的国际安全秩序，将自身面临困境的成本转移到全球安全成本之上。最终会把整个欧洲都置于核战争的火药桶上，必将引火烧身。

德国重振军备是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德国不希望继续把自身的安全完全托付在别人手中，希望在欧盟安全事务上发挥欧洲大国的影响力。德国放弃军事克制文化将产生以下影响：一，对欧洲共同防务计划“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是一大促动。二，这将改变德国欧洲“弱势霸主”的地位，一个更加“积极作为”的德国将在欧洲安全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显著的作用。三，这或对欧洲一些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产生外溢效应。

极右翼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或是挺进议会或是参与执政，已成泛欧洲的普遍现象。激进民族主义的思潮和对全球化的抵触反抗情绪兴起，是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和欧洲愈挫愈勇的思想和社会土壤。近年来欧洲面对一系列内外挑战，其政治体制和政策体系都亟待改革，民众中出现急于通过重塑并明确“身份认同”来获取安全感的本能反应。即便马克龙能够在建制派的帮衬下于第二轮投票中胜出，但难以改变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已渐成气候的现实和前景。

俄乌危机效应正在逐渐减弱，马克龙忙于履职而忽视竞选，是导致其民意下跌的主要原因。传统政党一盘散沙，民众对政治失望，极端势力借机迅速扩展其影响，勒庞和梅朗雄的支持率分别达到了历次竞选的最高位。然而，从解决购买力难题的对策来看，极右和极左政治力量并不具备成熟的执政能力，加上传统政党仍然掌握着法国国家和各级地方议会的基本盘，勒庞和梅朗雄想要大选中获得进一步突破，还面临很大阻力。

欧盟不断升级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技术制裁，欧盟和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关系存在断裂风险。世界市场将出现政治冲突所致的市场分割，加剧全球供应链的紧张状态，加快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这将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并延长通胀的持续性。如此下去，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是：近在眼前，但又远在天边。这是全球化的不幸。

2021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局基本延续了近年来的特点：一是多数国家政党竞争激烈，政府难以组成且变动频繁，政局波动；二是少数国家执政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政局稳定。不过，一党独大的格局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政党联盟，极有可能分崩离析，令政局陷入不稳定和不确定之中。转型30多年来，多数中东欧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政局混乱之后，似乎一度出现了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稳定局面，但近年来这种局面被打破，多数国家政局波动与少数国家政局稳定形成对比。

俄乌冲突的爆发无疑有助于欧盟在防务合作上统一内部立场，更加重视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协调，加速欧盟实现防务一体化进程。然而，如何摆脱对美依赖、协调成员国对外政策依然是欧盟实现“战略自主”道路上的最大挑战。

因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叠加，被美国巧妙安排“入局”的欧洲人，正面临民生危机的可能爆发。倘若俄乌冲突在短期内得以化解，那么欧洲爆发民生危机的概率几乎为零；大规模的俄乌冲突倘若持续到中期乃至长期，欧洲爆发民生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将是大概率事件。因此，欧洲国家应积极助力化解俄乌冲突，避免民生危机。

即将举行的此次峰会对于中欧关系和整个世界而言都意义重大。它应当实现至少以下方面的目标。首先，它应当管理乌克兰冲突对中欧关系的影响，防止此次危机损害中欧关系。同时，它们应当提升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开展旨在缩小分歧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危机加剧了脱钩和群体政治的风险，中欧更需要肩负起预防新冷战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