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俄关系恶化的全面表现

先说“政治降温”。德国与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比如德国拥有庞大的俄裔德国人社区，可以追溯至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德国与俄战略互信已出现问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但德国仍希望与俄保持合作关系。2021年新一届德国政府的执政联盟协议就强调，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拥有“深度和多方面的纽带关系”，希望与俄进行建设性对话，全面执行《明斯克协议》，并希望在欧盟框架下开展“共同和连贯性的对俄政策”。然而，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双方在政治层面的接触次数和范围急剧减少，终止了多种政治和社会对话形式。德国总理朔尔茨称，俄军事行动违背了欧洲价值观。2023年5月底，德国要求俄罗斯关闭其在德国开设的五个领事馆中的四个。此前，俄外交部宣布，俄方只允许德国在俄罗斯境内保留最多350名外交人员、文化机构和学校工作人员。同时，德国民众对俄看法也跌入低谷。2023年2月，迪麦颇民调（Infratest Dimap）显示，仅有7%的德国受访者认为俄是德“可信赖的伙伴”。

再看“能源脱钩”。长期以来，德国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德国大约一半的天然气和超过三分之一的石油从俄进口。鉴于天然气约占德国整体能源结构的27%，默克尔、朔尔茨两届政府均将天然气视为通往可再生能源道路上必不可少的过渡。为此，德国即便面临美国等国的压力，仍力推“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并于2021年9月完工。然而，“北溪-2”管道未投入使用就于2022年9月遭到人为破坏。与此同时，德国不得不做出割舍，最快在2024年年中取代所有俄罗斯能源进口，尤其是天然气。2023年2月，德国自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同比下降99.8%，从22亿欧元降至420万欧元，煤炭进口额下降92.5%，从3.47亿欧元降至2600万欧元。朔尔茨称，德国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功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由于需要转向其他天然气和石油供应商，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德国不得不建设新的天然气进口基础设施并努力确保能源来源多样化。有德国学者认为，德国对俄能源依赖是其对俄政策的错误假设和否认地缘政治现实的结果。

进而是“经济断裂”。德国与俄罗斯经济往来密切，2021年对俄贸易占德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3%，俄是德国15个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德国与俄货物贸易主要集中在原材料、汽车和机械等项目上。俄控股企业在德有2000多家，每年创造着30多亿欧元的营业额。然而，在乌克兰危机刺激下，德国在欧盟框架下对俄实施多达11轮制裁，涉及俄高官、金融、交通、国防、能源、原材料、媒体等。2022年2月23日，欧盟发起对俄第一轮制裁，限制俄国家和政府进入欧盟资本、金融及服务市场。随后，欧盟对俄进行金融、能源技术、运输、军民两用产品技术、签证等制裁，将俄主要银行排除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之外。2023年6月23日，欧盟正式通过第11轮对俄制裁措施，旨在加强打击俄规避现有欧盟制裁的行为。目前看，德国与俄经济基本处于脱钩断链的状态。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德国2023年2月从俄进口商品价值3亿欧元，远低于2022年同期的37亿欧元，降幅为91%。俄在德国进口国的排名从第11位跌至第46名。从出口份额来看，2023年2月德国向俄出口8亿欧元商品，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1亿欧元。

最后是“安全对立”。乌克兰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秩序遭到的最大打击，打破了欧洲区域原本就相当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危机严重冲击了德国民众的心理防线和安全认知，他们普遍感受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更何况不排除乌克兰危机演变成核危机的可能性。2022年8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称，俄是“欧盟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两国关系没有回头路。2023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称，德国人将俄罗斯视为“头号威胁”。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在该年度报告所列32个“潜在风险”中位居第18。在2023年6月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德国将俄罗斯称作“欧洲最大的威胁”。在经过最初的谨慎立场和优柔寡断之后，德国改变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立场，不断扩大对乌军援，从根本上悖离了其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以及德国自身全球安全角色的设定。目前，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对乌第二大捐助国。2023年3月27日，德国宣布向乌运送18辆“豹2A6”坦克。2023年5月朔尔茨重申，只要有必要，德国就会继续支持乌克兰。2023年5月13日，德国宣布向乌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军援，用于武装乌地面和空中力量。德国对乌保持高效和全面的军事支持，希望更快置乌于对俄谈判优势地位。

触发德外交政策大转型

地缘政治威胁、能源短缺和经济衰退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德国扭转其地缘政治利益方向，其外交政策模式进入加速变革期。冷战结束后，德国希望通过经贸纽带及其带来的相互依存保证“和平红利”，“通过贸易实现和平”和“以贸促变”的理念主导其对外政策哲学。乌克兰危机深刻改变了德国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方式。德国意识到，仅靠贸易关系和和平外交并不能充分保障自身安全。2022年2月，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概念，承诺对德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进行全面改革。为此，德国调整其国际和欧洲定位，似乎正在放弃以“克制”为主要特征的外交姿态，希望在复兴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德国现在考虑在“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下建立新的欧洲安全秩序，为此设置更高的防务预算，改革决策程序，加强防务产业，推进战略规划制度化，并于进期出台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德国作为欧洲大国的自我认知与外部对其认知之间存在落差，其对欧洲安全秩序的塑造作用仍是有限的。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反俄貌似在德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德国内部立场差异渐显。一些民众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包括继续向乌供应武器，另一些人不愿牺牲财富来换取安全感，还有一些人对与俄切断大多数联系的政策感到忧虑甚至愤怒。在民调中，58%的德国受访者担心德国直接卷入冲突，69%的受访者认为德国经济将进一步恶化。目前，德国能源成本上涨12%，最高时上涨35%。2022年夏末，多数德国公民支持对俄制裁，并愿为维持制裁“吃苦”。这种意愿似乎正随时间推移而减弱。2023年5月，至少有48%的受访者对制裁的有效性表示怀疑，“援助疲劳”“战争疲劳”正在德国蔓延。德国内部的裂痕也影响到政党支持率。根据欧洲“政治家”网站（POLITICO）2023年6月的民调，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从2022年6月的10%上涨到18%，成为德国第三大政治力量，最大在野党联盟党支持率升至28%，而联合政府的三个政党均面临支持率下降的局面——社民党支持率下滑至18%，绿党降至17%，自民党仅为6%。2023年初，德国Forsa民调显示，朔尔茨的支持率在上任一年时间里降了24个百分点，跌至33%。

德国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带来经济的衰退。2023年5月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滑0.3%，为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滑（2022年第四季度环比下滑0.5%），表明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更高，与俄关系恶化导致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民众购买力下降，家庭消费水平走低。2023年第一季度私人消费下降1.2%，政府支出大幅下降4.9%。作为欧盟经济的“领头羊”，德国经济正失去增长潜力，制造业相关指标不同程度下降。2023年5月，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为91.7，是连续六次上涨后的首次下跌。这也进一步暴露了德国经济模式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短期内难以解决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问题。德国对俄制裁的反噬效应也令德企遭受巨大损失，导致工业产出下降。鉴于制裁一旦实施，取消制裁比继续制裁的代价要高，德国经济参与者不得不为长期制裁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德国经济的转型压力巨大，其主要内容便是加紧进行“绿色转型”，以规避能源匮乏的能源安全风险，打造德国乃至欧洲经济发展的新竞争力。但是，这种转型不仅承受着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冲击，也遭遇美国新能源保护主义的干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