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世界上首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外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国内铁路网直接连通的跨国铁路。它对中老两国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它还具有多重效应：首先它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具有拉动效应。此外，它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辐射效应。它已成为中国连通东南亚国家的南北交通命脉，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中老铁路”的顺利通车运营在东南亚带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东南亚国家对跨境铁路建设的兴趣和积极性明显提升。

RCEP生效半年多来，红利逐渐显现，提高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推动了中国-东盟大市场的发展，有力助推了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与部分西方国家打着经贸合作“新安排”旗号，加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比，RCEP呼应区域国家的现实需求，顺应了合作共赢的历史大势，为高质量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一份旨在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政治性文件，对南海和平稳定、区域性海上规则构建及多边主义在本地区的实践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对南海的相对平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近年在南海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在落实《宣言》的基础上制定新的规则，也就是“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如何推动“准则”磋商？“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小步快跑”应是有效途径。

马科斯的战略调整并非偶然，在当前背景下，菲面临着相似的三大外交难题。那么，小马科斯是否会汲取父亲的外交经验？对此，可从马科斯“政治遗产”的现实价值中进行一些预判：1、马科斯的对美关系调整出于菲美原有的特殊关系渐失社会基础、矛盾累积导致的结果。菲眼前的头号问题是国内经济。2、尽管菲美关系本质上仍受美国影响，但菲可能采取外交实用主义立场，利用西方同盟体系进行产业升级，争取双头经济红利。3、菲国会成员多与国家重要产业利益密切相关，反映社会意志。另外，菲社会对本国在大国政治中的角色认知，与官方政策一致性相当高。

受国内反对派和民众情绪裹挟，小马科斯及其团队在“仲裁裁决”问题上的立场很难与前两任总统完全割裂，至少将在口头上保持强硬，对菲司法系统把所谓“国际裁决”转为国内法的举措也可能采取默认措施，中菲舆论战和法理战还将继续。但经过六年努力，中菲关系已经步入成熟轨道，两国海上争端得到管控，只要菲新政府继续按既有轨道行事，有关努力就不会半途而废。

随着东盟-美国特别峰会5月12日至13日在华盛顿举行，东南亚地区在拜登政府印太地区架构内的中心地位基本成型。拜登的“印太战略”较前一版本实现“东盟改进”，涉及打造系统优势、提高重视程度、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对此，东盟进行选择性对接，通过汇聚合作项目巩固自身中心地位，在中美之间发挥互联互通型缓冲区作用。

当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逐渐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重大特征时，如何管控竞争、实现竞争下的共存是两国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此意义上，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重要的试验田，这次峰会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重经济竞争、轻意识形态、有限度的军事安全竞争有望成为未来中美在竞争中共存的一种模式。

“特别峰会”成果有限，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采取了更具东盟色彩的表述，反映了东盟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不甘妥协的一面。预计东盟将继续以《东盟印太展望》为抓手，积极在本地区各主要力量间“穿针引线”，同时多头取利，旨在缓冲大国博弈，引导构建开放、包容、合作的地区秩序，从而避免沦为“棋子”。对我们而言，保持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良好发展，维护双方互利共赢，势在必行。

出于多方面考虑，大多数东盟国家愿意进入“框架”。“框架”对美方而言可进可退、游刃有余，既能补上经济短板，还能达到战略目的。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多数地区国家来说，它们真正在意的是长期承诺和持续诚意，而非孤立和排斥。“框架”虽然以其较低门槛吸引了一些国家与美国启动谈判，但其不明朗的前景和难以摆脱的冷战思维，对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来说却并非福音。

东盟基本没变，但有调整。东盟有三个基本没变：一是东盟团结，二是开放发展，三是以东盟为中心。东盟所做的调整主要是对外关系。中国正面对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东盟和东盟国家。东盟与中国既开展合作，又保有距离，而合作与距离之间的弹性张力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处理好了合作会增强弹性，处理不好会拉大距离。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需要有更强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