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9-10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新德里一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事实上，印度主场外交还不止于此，今年印度还是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并于7月在线上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此外，印度总理莫迪还于8月赴南非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6月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受到美国总统拜登等政要的“超规格”接待；5月受邀赴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

不难看出，印度总理莫迪近几个月可谓行程满满，主持和参加了一系列多边、小多边和双边重大外交活动，其接触对象横跨西方与非西方两大阵营，领域涉及发展、安全和全球治理诸多领域。一时间，印度风头无二，印度国内外主张印度可以并且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声音集中出现，重提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有关“支持印度成为净安全提供者”评论，甚至主张印度可以成为“净发展提供者”。

笔者认为，作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印度自独立之日就有“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之战略雄心，也具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本条件，但无论是在安全或发展领域，印度若想成为“净提供者”都有系列亟待克服的重大问题。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印度的挑战与机遇同样明显。印度能实现大国梦吗？如何实现大国梦？类似问题都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首先，印度具备成为大国的潜力与基本条件。众所周知，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第一大国，面积亚洲第二，世界第七。印度可耕地面积占国土比例较高，约占全球可耕地面积1/10。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印度可耕地面积高达15646.3万公顷，约为23.47亿亩。同时，印度国土北靠喜马拉雅山，拥有天然防御屏障，南接印度洋，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重要。尤其是，印度国土最南端的科摩林角深入海洋，几乎位于北印度洋的正中心位置。因此印度在印度洋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把印度视为与美、法、德、俄、中并列的世界六大地缘战略国家之一。

数据显示，2022年初印度人口已达14.01亿。2023年4月底，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同时，印度人口结构比较年轻，0-14岁人口占比26.62%，15-64岁人口占比67.00%。如果把15-64岁人口视为劳动力，那么印度劳动力人口多达8.8亿人，65岁及以上的老龄化率仅为6.38%。因此，印度的人口结构相对健康，呈正金字塔结构，劳动力人口充沛，年龄中位数仅为27岁。

除了面积、地理和人口等支撑印度大国梦的基本条件之外，印度还拥有悠久的大国战略传统。作为文明古国，印度在漫长世界文明史中曾扮演重要角色，这导致印度民众拥有独特民族性格和民族自豪感，认为印度文明影响南亚乃至世界，印度理应获得南亚和世界大国地位。

其次，印度之机遇主要在于国际环境空前利好。当前，印度国际环境相当优越，成为“各方都想接触和拉拢的香饽饽”。美国出于众所周知之目的出台“印太”战略，将印度作为战略成功的关键大加拉拢。无论是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等要员，还是华盛顿的战略界政策界，一谈起印度大多高呼“美国的天然盟友”“志同道合的伙伴”“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领导者”“四边安全对话及其他地区机制的驱动力量”“地区增长和发展的引擎”等，反复表态一定要“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和地区领导地位”。此外，同属于西方阵营的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甚至日本也对印度拉拢有加。

上述国际环境为印度加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尤其是印度政府试图借此从美西方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加速发展，成为排名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近年来，美国渐成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印投资额亦稳步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美国持续推动产业链价值链融合。早在2019年，美国就宣布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值得信赖的伙伴”启动“经济繁荣网络”（EPN）计划，加强与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构建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度对于该框架表态积极，不仅第一时间加入，还屡次在国际场合公开支持。7月20日，美国主持召开“2022年供应链部长级论坛”，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要“‘基于国际伙伴关系’建设集体的、具有长期复原力的供应链”，尤其是密切与印度、英国、欧盟等伙伴合作。此外，美国政府推动在盟友和伙伴国之间实行“友岸外包”战略，印度也是重要合作方。

第三，印度之挑战源于国内诸领域的深层次痼疾。尽管存在上述资源禀赋与优势，但印度经济潜力能否真正释放却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面临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系列深层次制约。例如，生产要素供给“先天不足”。20世纪中叶，印度政治精英主要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与英国殖民当局抗争。英国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击，认为维持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入不敷出而主动退出。因此，印度未经重大流血事件实现了独立建国。从当时条件看，非暴力独立方式的确避免了大规模人员伤亡和社会财富损失。但从长线看，却导致包括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内的一系列封建半封建乃至买办经济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直接导致了印度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迄今难以高效整合，成为印度发展制造业、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根本性障碍。

再如，后天改革受制于现行政治体制。以土地为例，根据印度《征地法》，若征用土地用于私营需要征得80%受影响家庭同意，公私合营项目则需要70%以上同意，这对印度发展制造业构成巨大制约。印度历届政府对此心知肚明，也试图通过议会立法为土地征用松绑，但均受制于朝野政斗、不同利益集团博弈而难有进展。2017年，在日本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印度开建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铁路线长508公里，原计划2022年印度独立75周年之际建成通车，但目前至少要推迟到2028年，其中征地是核心问题。尤其是，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的征地仅完成了30%，未来前景着实堪忧。

简言之，印度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组合仍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这是印度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印度经济频繁波动和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这一体制性障碍与其他因素交织，将持续阻碍印度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影响印度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身处此空前变局，历来有大国雄心、国际环境良好的印度认为大有可为，更希望大有作为。印度国家银行乐观预测，印度有望2027年超过德国，2029年超过日本，在2030年之前成为“世界前三经济体”。然而，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印度GDP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之时，印度国内外均有声音提醒印度正视面临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印度人口14多亿，英国才6000多万。若衡量人均GDP，印度仅为2300美元，不足英国（47000美元）的零头。若考察人类发展指数，印度甚至不如孟加拉国等周边中小邻国。正因为如此，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出于各种目的可以不断鼓励印度成为安全、发展等领域的“净提供者”，但“重建罗摩盛世”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印度自己的努力，而正视差距永远是缩短差距乃至迎头赶上的前提。

（作者为现代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