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谅解，这与奥巴马政府欲建立“美日韩军事同盟”的“重返亚太战略”有关联。但文在寅执政后，适逢特朗普当选，“亚太战略”被“印太战略”取代。“亚太战略”重要内容、将日韩包括在内的“强化和盟军的合作”，似乎已作古。以此为背景，文在寅对“慰安妇问题协议”进行调查，后续结果引发日本不满，也成为日本对韩国进行报复的原因之一。

朝鲜通过宪法修订将国家战略从“先军政治”和“核经并举”转向“先经政治”路线，把经济建设上升到政治层面，说明朝鲜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表示其具有改革经济的需求和欲望，并向国际社会传达了积极而明确的和平发展意愿，以及珍视朝美、朝韩缓和与和解势头并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姿态。

贸易摩擦如果长期持续，不仅对日韩经济造成打击，由于日韩垄断了全球绝大部分半导体零部件及相关材料的生产，对全球电子产业及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视。日韩关系持续恶化还会给本已复杂的地区形势增加新的变数，阻碍东亚国家正在积极推动的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多边机制的建设，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受制裁影响，尽管韩国今年年内的经济增长情况不容乐观，但长期来看，韩国转“危”为“机”的可能性更大。首先，在日本的逼迫下，韩国会快速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自主开发。其次，此次日韩贸易摩擦将不仅使韩国深受其害，也会打击到日本出口企业。最后，韩国将与域内外有关国家就日韩纠纷进行沟通，这将有助于提升韩国国家形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展现积极推进的姿态，必要时做出一定“让步”，以此为动力确保维持一种协商的局面，这似乎更加切实可行。未来，特朗普政府能够对朝做出什么样的“承诺”，采取多大程度上的“让步”，而且这些“承诺”和“让步”又能否被朝鲜所接受，这些成为影响半岛无核化进程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因素。

从经贸角度调停，不是博尔顿的擅长。因此，博尔顿此行不排除释放一点地缘紧张因素，让两个盟友“舍小家保大家”，履行好继续协力辅佐美国区域战略平衡的重任。不过在以“美国优先”为主打的这届美国政府面前，日韩一直没尝到什么甜头，它们对居高临下和高人一头的调停还有多少耐心，不太好说。

日韩关系是在基于外部威胁和现实利益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安全和经济的诉求是日韩关系稳定的因素，但两国并没有清算历史问题，再加上领土争端，日韩关系不断处于波动之中。最近一年多来，朝鲜半岛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日韩关系的基本框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突如其来的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

这一轮中日关系改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同于以往的改善，根本动因是中日两国在过去几年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的变化的结果。如果双方能够抓住机遇，中日关系的可持续改善和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仿效美国的强硬对外制裁政策，从经济上对韩国进行报复性的制裁，可能是安倍政府创造外交业绩，吸引选民支持的内在动机。而且安倍的制裁，也存在着敲山震虎的动机，以打击韩国的方式变相警告美国。不过就日本对韩国的这种变相制裁政策影响来看，可能会带来多方面与长远的影响，负面的效果可能较大。

朝核外交是半岛外交中的应急形式，难以成为推进半岛形势根本转变的方式。它是一个开始，但无法成为一个终点。半岛形势高度复杂，仅靠朝美首脑互动难以形成外交网络。而中韩两国的创造性介入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韩关系的持续发展是突破半岛冷战结构的关键因素。未来如果中美朝韩四方能够联动起来，半岛外交就有了持续的活力，在持续的互动中涌现出新的观念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