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顺差大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推行“贸易立国”战略，通过积极扩大出口并保持贸易顺差，对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被誉为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到七十年代，与美国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尤其是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急速升值，对日本出口造成沉重打击，日本不得不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但其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对出口扩大从而外贸顺差的依赖依然居高不下，故不得不努力保持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统计数据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始终保持贸易顺差，且顺差规模还呈持续扩大之势，最高曾达16.1万亿日元（1998年），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仍达14.2万亿日元。金融危机后，日本外贸顺差开始缩小，直至2011～2015年转为逆差，2014年逆差一度高达10.5万亿日元。之后虽又转回顺差，但再未达到金融危机前水平，最高不过5.5万亿日元。最近两年，日本外贸再度转为逆差，且逆差规模呈空前扩大之势。截至2023年3月的2022财年，日本外贸逆差竟创下21.7万亿日元的历史新高，将2022财年的日本经济增速整整拉低了三个百分点！

恶性的日元贬值

战后很长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日元低汇率（1美元=360日元），曾被认定为日本成功推进“贸易立国”战略、持续保持“顺差大国”的主要背景，也成为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急速升值的主要原因。此后日本当局也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促使日元贬值，以提升出口竞争力，保持外贸顺差，促进经济增长。这被认为是一种主动的、良性的日元贬值。而目前日本所遭遇的却是被动的、恶性的日元贬值。其直接原因，是从2022年3月开始，为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0次加息，累计加息达500个基点，并带动整个西方世界进入新一轮加息高潮，而日本却因经济长期停滞，未能同步跟进，从而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利差迅速扩大。截至2023年5月，在美国政策利率已提升至5.00%～5.25%、欧洲央行也高达3.75%的情况下，日本却依旧保持着“零利率”。利差拉大直接导致日元快速贬值，兑美元汇率在2022年1月尚为114.83∶1，到2022年10月已贬至147.05∶1，期间一度跌破150∶1，2023年5月仍达137.05∶1。问题在于，日元如此急速贬值，后果却是增大进口支出，又未能同步扩大出口收入，结果必然是外贸逆差显著扩大。2022年度，日本进口支出增长达32.1%，而出口收入仅增长18.2%。更加严重的是，在日元贬值与外贸逆差之间，还形成明显的恶性循环：外贸逆差恶化国际收支，从而加速日元贬值；而日元贬值又成为外贸逆差的主要原因。

激化的地缘冲突

日本外贸局势持续恶化，还与地缘冲突愈演愈烈直接相关，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和中美博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由于俄乌双方均在全球能源供应链和粮食供应链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粮食和能源价格急剧上涨，而日本恰恰又高度依赖能源和粮食进口，因此直接导致进口支出迅速扩大。同时，日本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制裁与反制又高度集中于能源领域，更进一步增大了日本能源进口成本。中美博弈，日本助美遏华产生的后果更加严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远远高于俄罗斯，日本追随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断链”，严重损害了日本外贸局势。尤其是日本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日本追随美国一方面限制其具有竞争力的关键产品对华出口，势必直接加重其外贸逆差；另一方面也导致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势必损害日本对华经贸关系的总体环境。2022年，日本出口中对华占比为19.4%，对美占比为18.5%，中国依旧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

低迷的国际市场

日本外贸局势持续恶化，也与疫情冲击后的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密切相关。一是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断裂仍未完全修复，地缘冲突更使其雪上加霜，日本进出口双双受阻，外贸局势多方恶化；二是全球经济经历2020年严重衰退、2021年强力复苏后，在滞胀困境中陷入衰退的风险日趋增大，主要国际组织均在连续调低增长预测；三是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治理机制深陷困境，国际市场保护主义抬头，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的稳定运行；四是区域经贸治理受到地缘冲突严重干扰，尤其是具有显著“小院高墙”特征的“印太经济框架”，势必对日本外贸面临的周边环境尤其是对华经贸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