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我们已经进入全球竞争时代。而对合作的需求和对冲突的恐惧能够缓和这种竞争。主角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国，另一边是中国和俄罗斯。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重要，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包括崛起中的大国，尤其是印度，它现在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然而，中美关系显然是核心所在。幸运的是，美国拜登政府一直在尝试减少摩擦，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先后访问了北京。

耶伦说，她访华的目的是与中方新上任的经济领导班子“建立并深化关系”，并强调这也是为了稳定双边关系、降低误判风险、寻找合作领域。她还补充说，“脱钩”与“使关键供应链多样化或采取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行动”之间存在重要区别”。“世界两大经济体脱钩将是灾难性的，不利于全世界稳定，也不能脱钩。”

我们必须称赞美国这种尝试阐明目标、改善透明度和深化关系的努力。对待中国，我们不能像对待俄罗斯那样错误陷入敌对状态。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中美关系造福于世界。然而，西方的关切绝不能仅限于对华关系。与世界其他国家改善关系也很重要。这需要西方认识到自己的双标与虚伪。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基本道德和法律原则的践踏。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也记得西方国家作为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的悠久历史。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对欧洲同胞的关心远远多于对其他国家的关心。许多人认为乌克兰与他们无关。贸易亦然。今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否定了美国花费数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贸易秩序。最近，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又将这种秩序埋葬，她的演讲引发了很多问题。但最难被忽视的则是美国政策的大转变。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接受贸易开放思想。他们当中很多人因此致富。现在，他们担心自己陷入困境。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援助。发展中国家遭到了一系列事件的冲击：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俄乌冲突、能源和食品价格暴涨，还有加息。这些都不是它们引起的问题。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它们得到的援助严重不足。年轻人遭受的新冠后遗症以及面临的债务积累，可能带来数十年的迷失。

发展援助这个问题与气候挑战存在关联。正如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了解的，气候问题现在之所以刻不容缓，原因在于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碳排放。后者曾经得以把大气层用作“排放场”，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却不能。今天我们要求它们必须采取一条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不用说，这非常令人恼火。

然而，现在必须大幅开展碳减排。这需要全球的努力，包括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我们在这项任务上根本没有取得实际进展。碳排放量根本没有下降。假如要让排放量迅速下降，同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能实现其人口所需要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向他们提供大量资源，尤其是为减轻气变影响和适应气温升高提供必要的资金。2021年，官方贷款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净转移额仅为380亿美元。拨款数额更大，但范围较窄。

这甚至远远不够。必须提供更多的援助和债务减免，必须支持与气候有关的投资，并建立新的机制以生产亟需的资源，例如建议人均排放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向人均排放量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提供补偿。多边银行的增资也至关重要。

高收入国家未能在这项较长期任务方面提供充分的帮助，就像它们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的那样。在气候问题上，我们未能认识到自己在管控这一并非由穷国引发的问题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看起来很不公平，恰恰因为它显然就不公平。

我们正处于一场制度竞争中。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现在和平、繁荣和这颗星球面临的威胁。应对这些威胁需要与中国深度接触。如果西方想要拥有它希望拥有的影响力，就必须认识到它所宣称的道德优越感既非不容置疑，亦非不可挑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西方强国自私自利、自以为是且虚伪做作。他们并非完全错误。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作者马丁·沃尔夫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