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海洋成为全球贸易、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也是维系各国间人员经贸往来的关键纽带。中美大国基于这种共识，也试图在不冲突、不对抗框架内展开军事交流、海上各种联合军演等行动，以密切相互间共生性利用海洋的关系，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更大的活力。为此，这种共生性关系为大国制海权争夺提供新的互动模式。

三、关于中国制海权建设的若干思考

1、理性思考

（1）制海权优势是维持海上交通线安全的关键。

冷战期间及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全球主要海域确立的制海权优势，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海上交通线置于美国主导的多国同盟体系控制之下，并提出控制全球16条海上咽喉通道，其中地处太平洋的枢纽主要是朝鲜海峡、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美国在这些海域的军事存在有助于其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通行，并向海外投送影响地区安全事务的军事能力。这既是其掌握制海权优势带来的结果，也为其持续行使制海权维持海权霸主地位提供可能。

中国加强制海权的建设首先应该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

（2）制海权优势是夺取海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千百年来，海战都是大国制海权争夺中较为常见的形式，也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国际地位的兴衰。最低程度是失败一方出让部分利益以满足获胜者的要求，暂时结束战争但仍处于竞争制衡之中；最高程度则可能是导致失败国国内发生严重的革命性政治危机或者国力就此衰弱并最终退出大国竞争的舞台。为此，各国为避免成为海战的失败者，都推崇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优势，并采取进攻性战术以夺取海战区的制海权。制海权的实质是优势。拥有制海权优势就意味着具备强大的控制海洋能力，可以把握海区战场的主动权，能够在确保本国舰船行动自由的同时，阻止或限制敌国海上行动自由。

（3）制海权优势是维护海洋资源权益的安全保障。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动力资源、矿产资源和生化资源，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全球海洋专属经济区内蕴藏着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87％，提供着世界渔业产量的94％。各国纷纷出台海洋发展战略展开一场海洋资源权益的争夺战。从近年来南海、东海局势发展看，美国不断运用其在地区的制海权优势强化与盟友、伙伴的海上安全合作，提升它们应对与中国争夺海洋资源的军事能力。这也促使中国必须发展必要的制海权以维护本国海洋资源权益安全。因此，未来制海权优势仍将决定着东亚国家海洋资源权益争夺的走势。

（4）制海权优势是维护海防领土安全的有效威慑力量。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通过亚太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的调整部署，始终维持着亚太制海权优势，其具体做法是，建立前沿存在的战略，重视第一岛链建设，强化第二岛链部署，确保对陆地国家的军事干预和影响力的发挥，防止陆地国家走向海洋挑战其海权大国地位。近年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打造更为强大的制海权优势，其针对中国的战略威慑态势明显。中国虽表现出维护领海安全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但中国制海权能力并不足以对美形成有效威慑，美国仍然利用制海权优势不断侵犯中国海防安全，以及支持其盟友、伙伴在与中国的权益争端中采取挑衅进攻姿态。从这方面的斗争来看，制海权优势始终是主权国家维护本国海防、领土领海安全和海洋权益的有效工具。

2、现实思考

（1）加强中国制海权的“驭海”能力。

制海权的核心是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支海上力量既要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海外利益和国土安全的能力，也要有强大的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海洋治理能力，这有赖于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和维权能力与作战水平的提升。海洋安全方面，海警、海军及其它海上非军事力量是中国制海权建设中的主力。目前，中国海警水面舰船数量、吨位和技术参数等得到不断提高，未来为适应复杂的海上斗争，更要注重海警空中执法力量的建设，克服海上搜索目标距离有限、通信和信息传输滞后等情况，真正形成一支强大的海空立体执法力量，以维护我国近海海洋权益安全。

同时，中国应转向发展一种生存能力更强的防御姿态。新时期，我国海军建设主要是发展海上战略核反击和战术核打击的作战能力、有效阻止外敌介入近海海域的作战能力、强大的近海岛礁两栖作战能力、远洋遂行多样化任务作战能力、信息化条件下和复杂电磁环境中的作战能力等。这要求将信息技术与导弹、潜艇、网络等在内的技术发展相结合，发展拥有海上威慑和海上打击能力的现代化海军，切实增强近海、远海不同程度的制海能力。我国海上力量还有商船、渔船和科考船及海上民兵等，这些在中国制海权力量构成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样重要。在海洋维权方面，它们是作为海警、海军的补充力量而存在的。今后，也应该重视这些力量的技术水平与实际维权能力的提高，从而有效地配合协助海警、海军力量，使之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威慑力量，构成我国制海权优势的坚实力量基础。

海洋科技方面，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需求出发，必须重视提升中国海洋治理能力。其中，海洋科技是首要，也是促进中国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的关键。一方面重视加快近海海洋油气资源开采、渔业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要重视海洋高科技研究，特别是在海洋勘探开发、海底探测观测、海洋科技能力等方面，助力中国海洋科技强国的建设。

（2）加强中国制海权的“合作取进”能力

长期以来，制海权始终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软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提出将近岸防御战略拓展为近海防御战略，但至今为止仍未拥有近海的制海权优势，台独势力与外部大国干预阻碍两岸统一、美国在中国近海频繁军事侦察活动、邻国抢占中国岛屿频生事端等都是中国制海权弱势的产物。于是，中国制海权发展更多着眼于维权，较少重视合作进取的制海权运用。近年来，中国逐步意识到制海权“硬实力”层面的短板，开始发挥制海权“软实力”的运用，就是通过海洋安全合作缓和、化解权益争夺造成的紧张烈度，但这种合作的范围依然是有限的和有选择性的，往往给它国造成一种高姿态、低推进的消极形象。这就使得中国提高危机稳定性，降低对抗强度及减少冲突风险的努力成效不高。

中美海权关系发展对中国和地区来说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中美制海权竞争也将决定中国制海权发展方向和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以中美海权关系为突破口，开拓两国制海权的合作潜力，将能够为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中的诸多难题求解。双边层次上，重点推动中美海洋安全合作，如国际海上执法行动、地区海上事务架构、人道主义救援与灾难救助等，这些领域可以为双方合作提供机会、增进双方战略互信，降低海上竞争的消极影响；三边层次上，在中美合作基础上加强中美+X合作模式，探索中美韩、中美泰、中美澳等三边合作，这种合作可对中美两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也要有助于缓解各方安全担忧，将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在本地区推广奠定基础；多边层次上主要是参与、开拓地区海洋观测与检测、海洋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科学研究和海上联合执法等领域合作，为维护区域稳定、保护海洋环境、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而努力。

（3）加强中国制海权的“规则阐释与创新”能力

当今的国际海洋规则脱胎于近代西方的全球海外扩张，反映至观念层面就是扩张性、进攻性和排他性，西方大国基于这种海洋规则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是体现其国家利益的，对其发展变化也有着很强的话语优势。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被排斥于国际秩序之外，对海洋秩序发展变化没有话语权。二战后，中国参与并加入了部分国际海洋法公约，但对于公约中有关海洋权利的法律细则仍存在争论。传统大国利用话语权优势对这些争论进行有利于他们利益的解释，中国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依然存在。此外，国际海洋秩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大国将其话语优势融入其制海权建设，突出制海权竞争中“软实力”的因素，以主导新的海洋秩序塑造。

为应对西方展开的对华制海权攻势，中国制海权建设必须重视注入新的理念元素。未来，创设海洋规制的能力将是各国制海权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制的国际认可则是国家间制海权争夺能力的体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应该将制海权简单地理解为“控制海洋的能力”，还应具有“治理海洋事务的能力”和“创制海洋规则的能力”。“治理海洋事务的能力”具有提升中国利用海洋资源能力与为国际安全做贡献的双重意义。“创制海洋规则能力”则强调在探索和认知海洋的过程中，能够提出符合世界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海洋理念。

为此，中国必须在阐释既有规则能力和创制新的规则能力上下功夫，这套海洋法律规则短期内主要功能是维护安全、管控危机、稳定大局、增进合作，其最终目标就是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规范各国海上行为的法律规范框架。这些规则必须纳入制海权建设才能增强我国制海权的“软力量”，在制海权行使中体现的是以和为贵、睦邻友好、和谐共处的理念，而不是传统的恃强凌弱，霸权主义的思想。制定应对各类海上突发事态的危机管理机制则是当前中国与他国间最为紧迫的议题，也是考验中国制海权运用方式和海军发展方向的试金石。

总之，今后中国在制海权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在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海洋维权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能力）、推进建设性海洋安全合作（处于危机的管控能力与应对海洋安全威胁的协作能力）、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基于海洋法规则的遵从程度与塑造新的海洋秩序的话语能力）等方面展开制海权竞争，有所作为，掌握主动，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海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