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规则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正由“经济之争”转向“规则之争”“制度之争”，并引发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如何加快适应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重构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经贸秩序重塑，并把握规则主动权，也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应有之要义。

尽管现在美国似乎摆开了与中国全面竞争的架势，但即使如此，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仍然保持了高水平。所以“完全脱钩”只能说说，是不能做的。疫情之后，产业链可能出现局部调整，但这与大规模脱钩是不同的。今后中方将继续排除干扰，继续认真履行第一阶段协议，努力维护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的合作大局。

这次卡塔尔订购总额超过1322亿人民币的大单，其中80%业务是韩国企业承担，中国企业只获得20%份额。但今后在天然气运输船建造上发生新的业务，将全部由中国企业承担。因为在需要高技术水平建造的天然气船的竞争中，日本企业已经败下阵来，曾享有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韩国也正面临迅速发展的中国企业的竞争。

这次疫情后，全球的后遗症是可能出现一个“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贸易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这将导致全球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恶化的外部环境和全球通胀风险，和过往几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有着天壤之别。对此，中国要居安思危。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

稀土、钴和锂是发展高端技术产业所需的重要原料，今年在疫情冲击下，它们的主要产地——非洲及南美地区，由于矿山停工停产、国境封锁等因素，致使其供应可能中断。尽管目前市场库存虽未出现紧张，但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下去，出现供应不足的风险将急剧上升。所以，很多企业都在千方百计增加库存，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严峻挑战。

全球化增进各国经济粘合度同时，如果不能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解决好经济粘合度内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破坏性机制出现，使世界陷入冲突对抗。当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遇到全球反经济粘合度的阻击时，对中国而言，适时推动战略收缩是必要的。重点需放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即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现代化的改革，推动国内治理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改变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在技术创新领域催生了新增长点，促使各国重新认识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必须将合作的大门更加开放，才能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更好地抓住疫情带来的机遇，变“双输”为“双赢”。

由于越南制造业基础远落后于中国，加之近年来，越南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攀升，使越南逐渐失去竞争优势，亚洲主要国家纷纷减少对越投资。而今年新冠肺炎的暴发使越南纺织服装出口下降，企业经营雪上加霜。鉴于亚洲地区纺织服装出口占世界的60%，面临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所以这些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挑战。

特朗普单方面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并不会改善其国内的就业问题，只会恶化美国本就问题重重的经济情况。但在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体系压力不断增大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战将大概率成为一个长期事件。尽管如此，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二大经济体，潜在合作领域很多，双方应积极扩展经贸合作领域，同时也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添增长动力。

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冲击和影响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疫情会加快国际秩序和全球化结构的调整；二是一些国家政策会转向内向发展，减少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三是一些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出现调整，促使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基本政策仍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