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制度”造就德国“经济奇迹”，但亮眼表现背后并非没有隐忧。透过现象看本质，德国现存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而在于对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诠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和偏差。为应对此次疫情，德国调整相关政策，这很可能会成为德国转变财政政策的一个契机。而且，相较于其他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具有明显优越性，这样内核的经济制度通常都富有弹性和长期生命力。

申请加入CPTPP凸显出中国更大力度倒逼国内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意志和决心。加入CPTPP意味着中国必须要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也意味着要应对更为复杂的内外部挑战。

长时间内世界经济都会处于低迷期。我将其称为“三低、三高”——“低增长”、“低就业”、“低收益”、“高风险”、“高通胀”、“高债务”。总之，我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充满忧虑。当然，审慎的乐观与信心还是有的，那就是全球大合作。人类首先需要紧密的抗疫合作，尤其是像中美这样的大国需要合作起来，尽快让这场疫情危机过去。其次就是创新。最后是发展，帮助全球当下的10亿人脱贫，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改善生活。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进行的世界《主要产品、服务的市场占有率调查》表明，2020年在世界IT（信息技术）、电子零部件的需求中，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呈进一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30%的产品，如液晶面板及电池原材料等多达15项之多。虽然美国政府提出强化本国尖端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并与盟国共同组建新供应链，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是现实已明显证明，做到完全摆脱不大可能。

由于韩日关系持续低迷，致使两国贸易额日趋萎缩，韩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也呈逐步萎缩之势。而且自2019年8月份起，韩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对日本的反制裁措施，提出对日本进口依存度高的商品，努力实现国产化。但今年以来韩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再度增加，实践表明韩国要“摆脱对日本依赖”的道路依然漫长。

基建计划经过多次博弈和妥协，与拜登政府的最初设想有较大差距。而且初步达成的基建计划也不意味着拜登的“重建更美好未来计划”能顺利推行。从效果上看，基建计划在中短期内有望使美国恢复到疫情前的“充分就业”水平，基础设施的改善理论上也有助于解决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提高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但实际效果存疑。此外，从立法程序上看，基建计划达成一致虽标志着两党的协作，但其背后仍存在着两党分歧扩大的隐忧，后续法案的细节落实以及推进都还有一些变数。

近期，G7宣布就推动国际税收体系改革达成协议，并希望将该标准推广至更多国家，并最终达成一份全球性征税协议。总体上看，此次国际税收体系改革有利于消除现行国际税收体系存在的各种扭曲，从而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发展，进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但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率的设定，显然压缩了其运用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必然对其经济增长不利。对我国而言，积极参与国际税收体系改革，对推进我国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拜登虽然在竞选时对特朗普的政策大加指责，但上任后同样把“国家安全”作为其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其政府试图通过对供应链安全的审查，扩大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但这无疑会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限制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作用的发挥，使得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对美国而言，供应链也并不一定会因为所有环节在美国生产而变得更为安全。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为疫情重灾区，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危机背后，折射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构性。

由于美国的制度演变成“政党政治”，政治极化不断加剧，选举政治和轮流执政又恰恰使美国的产业政策无法始终如一，如果美国政府强力恢复相关产业，结果恐怕是生产成本迅速上涨，效率下降，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产业政策最终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