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多边主义+美国利益”的方向转变。我们很可能将面对一个回到多边机制，但在多边的程序、规则和秩序当中保留一些“特朗普主义”色彩的美国。因此，我们要保持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具体而言，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拜登的政策取向更有利于美国经济，不过，政策推进将受政治环境制约：国内政治的格局以及财政平衡、税收改革等问题的博弈将决定政策的效果。由于财政和债务压力较大，货币政策在未来一两年预计维持超级宽松。国际事务方面，拜登未必会彻底扭转“去全球化”的趋势，但可能会寻求更有建设性的对话。对中国而言，弱美元周期持续，有利人民币。不过由于拜登的政策路径会摇摆。中国政府提倡的在“双循环”框架下扩大内需和创新仍是增长的关键支柱。

非洲大陆自贸区宣布成立一年来，因疫情暴发延迟了第二阶段谈判，还面临着国家间贸易互补性差、关税依赖度高、安全局势差等问题，短期前景内不容乐观。但实施进程延迟也为非洲国家重新配置资源、完善协议框架争取了时间。作为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里程碑，该自贸区也给中国在非投资带来了新机遇。未来合作重点可放在打造非洲制造业中心、创新投融资模式、扩大非洲进口、提高通关能力等方面。

比起根据WTO授权加征关税，欧盟更倾向于同美国谈判以降低甚至取消美国对欧盟产品加征的关税。因为美国同样可以根据WTO去年的授权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选择加征关税仍对欧盟不利。况且，对欧盟来说，在美国大选前后加征关税都不是良策。同时，对目前的欧盟经济来说，经济稳定和恢复才是其首要任务，再次掀起同美国的贸易争端显然是下下策。

目前美国庞大的国债规模和很低的利息压力是一种短时期现象，未来必会随着收益率的提高以及规模的持续扩大而产生沉重的利息压力，如果再加上庞大的公司债务，不排除会引爆债务危机。同时，提高债务水平必然需要美联储出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支持，这进一步侵蚀了美元信用基础，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

超级全球化倒退是一个基本事实，新型全球化前行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的全球化应深耕东亚生产网络，推动东亚生产方式转型；应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扎实推进“五通”建设，探索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合作机制，推进开放包容的全球化前行；应加强与美欧生产网络的全方位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WTO亟待改革，但其改革方向应是在增强组织的有效性、权威性和争端解决能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争取国际力量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中美需要彼此拿出高度的智慧来求解分歧。同时，中国既要最大限度团结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也要在条件允许时主动降低关税税率，实现中国与WTO成员的互赢。

目前一个新的、以主要处于亚洲新兴经济体为重要动力来源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正在成形。它在两个方面打破了“美国世纪”：一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逐渐转向非西方国家，原先集中在西方国家之间的状况被打破。二是亚洲的经济复兴，也在塑造新的地缘经济结构，亚洲和欧洲之间对彼此的重要性都在提升，逐渐取代以往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这使“美国世纪”难以为继。

中国过去多年来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拥有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减退，但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成为其新优势。近期中国提出“双循环”发展模式，不意味着从全球经济体系中退出，相反，它是“升级版”的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是顺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发展理念。

全球化具有周期性，目前出现了周期性问题，但这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就经济贸易层面而言，疫情导致的各国“闭关锁国”只是短期现象，产业链区域重组也是有限、结构性的。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能为本国国民带来巨大福祉的基本认知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潮流不会倒转，也许会绕开某些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