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供应链问题，我们应加快研究相应的反制措施。特朗普时期，一些美国企业曾卷入到针对华为的制裁中，有一定被动的“成分”。中国迄今也没有对那些企业展开实质性制裁。但是，这种局面不是放任和纵容。在协助美国新政府重建替代性供应链方面，会更多体现企业“主动性”的一面。如果到时候供应链真的被“武器化”，那么性质将完全不同，中国绝不会放任不管。

为推动美国经济尽快走出危机，拜登政府除了继续寻求国会批准经济刺激计划之外，一条重要途径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重新修复关系，携手共同抗疫，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继续推动全球化。

未来中美关税战将不会进一步发酵，但金融战爆发风险仍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中的竞争格局已然形成，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将成为未来两国关系中最严峻的风险。

最近，国际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复苏。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彰显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为加快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创造了战略时机和坚实基础。同时，中国对主要国家的出口所占份额也持续上扬，但有部分日本人担心，随着未来日本从中国的进口持续增长，中国是否会把贸易作为政治手段加以利用。对此大可不必担心。

由于建立自贸区扩大区域内贸易的根本动力来自非洲制造复杂产品能力的提升。所以，自贸区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取决于非洲制造业的发展，还取决于非洲各国促进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力度。具体而言，非洲国家要想真正促进区域内贸易，必须先对国家税收等各方面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此外，目前鉴于疫情使非洲遭受双重打击，自贸区的启动还为非洲经济复苏注入了动力。

如果缺乏稳定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中欧之间就缺乏可信的合作基础和明确的责任共识，经贸关系就难以超越利益层面向纵深发展。中欧投资协定不仅要重点解决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问题，还将设置相互平衡的监管权和争端解决机制，为中欧经贸合作乃至中欧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法律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协定还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确定性，为未来的世界经济规则制定打上中欧烙印。

从根本上看，中国加入CPTPP是大战略，也是大势所趋。尽管短期内CPTPP中的某些条款未必能马上达标，但中国已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作为贯穿“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它在不涉及制度红线的一些重点领域将加速推进重大改革，并取得制度性突破。

尽管美元的霸权地位短时难以撼动，但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和疫情期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正使美国赤字激增。如果美国的主权债务不能保值，投资者将失去信心，美元可能会失去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且，美元的霸权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随着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缩小，这些负担可能会变重，并对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带来压力。

单边数字税征收在全球范围兴起，这将引起各国竞相采取单边措施，提高进口关税，而由此引发的贸易战升级将导致全球GDP减少超过1%，这将对饱受重创的世界经济构成新的威胁。目前美国的态度成为数字税谈判的关键，尽管拜登代表了理性和可预期的建制派观点，他也支持税收改革，支持对高科技企业加以监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OCED内达成数字税改革的共识会一蹴而就。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各国经济都构成严重挑战，但为何会在拉美地区引起如此惨烈的经济危机？梳理拉美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在拉美地区长期占主导地位。尽管这种发展模式曾经几度给拉美带来经济繁荣，但长期来看，这一模式造成该地区相关国家经济结构的依附性和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