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普遍认为因贸易战而陷入低迷的中美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成为了亮点，同比增幅达到73.1%。麻烦不断的中美贸易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202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如果美国的出口在今年剩余时间里保持3月份的增长势头，那么2021年美国对华出口将历史上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并超过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首年目标。

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沙特推动公共投资基金进行职能转变，目的是使沙特的“钱袋子”升级为“2030愿景”的投资“发动机”，让其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但这种依赖投资的新型食利模式并不如能源获利稳定，更加没有摆脱传统的食利经济思维，难以推动沙特的实体经济发展。这种新食利模式能否成功，尚待检验。总之，沙特的经济转型仍路途漫漫、充满挑战。

我们正在步入后疫情时代，大概率会发现本国货币危机，这需要世界各国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必会通过多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的金融合作。而其他经济体则应坚决推进互惠互利的金融市场开放、做实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特别是数字金融下的贸易结算工具使用，便利化跨境资金结算，用经济全球化最终打破美元霸权。

虽然美国和欧盟在声明中标榜“是盟友和伙伴，作为民主、市场经济体，双方拥有相似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双方在经济利益面前仍有巨大分歧。同时，美国在四大领域的政策严重扭曲国际市场。但价值链的重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以坚定的对外开放的心态，摒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才能有助于全球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拜登上任后相继提出一系列经济计划，这是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手笔的公共投资。但与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投资不同，拜登“大开支”计划中并没有将大量资金投向振兴实体经济或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拜登提出在10年内投入1.8万亿美元的“家庭”计划即使落实也难以满足广大群众的医保等福利需求。真正能落实的是2022财年为防务和国家安全总计拨款7530亿美元，但白宫与其耗巨资遏制俄罗斯和中国，不如更有效地抗疫。有评论认为，拜登的刺激计划是一场豪赌。如果成功，美国将避开日本和欧洲陷入低通胀、低利率陷阱，但风险在于，美国将面临债务和通胀不断增长的问题，央行信誉面临考验。

拜登经济政策四大调整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财政政策变化，拜登政府采取加税政策。而且这一过程又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在G20框架下推行的数字税和最低国际税率相互交错。第二，货币政策的变化。第三，应密切关注TTIP谈判。该谈判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数据的跨境流动和数据安全隐私的保护。如果欧美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所产生世界性影响。第四，“碳达峰”非常重要，若此谈判一旦成立，下一步如何平衡减碳和发展就变得十分关键。

2020年在世界经济大幅下跌，全球贸易合作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逆势增长，对外贸易也实现增长，进出口总额创迄今为止最高纪录。同时，2020年全球对中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达4%，中国超过了迄今为止引进外资最多的美国，成为全球流入外资最多的国家。虽然今后中国接受的海外直接投资按流量统计，个别年份还会超过美国。但按存量统计，美国仍将大幅超过中国，且相互差距很难缩小。因为，中国至今尚未解决好的问题还较多，这必需加速解决。

由于拜登政府在国内增税，为防止美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国外，美国支持经合组织的全球最低税方案（支柱二）。但要让OECD在此问题上顺应美国，美必须在支柱一（数字税）问题上让步。为此，美国提出一个新思路，即支柱一不仅适用于数字化大公司，而应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大企业。不少欧洲、中国公司也要被纳入其中。对此，很多国家在观望，甚至不满。就全球最低税问题，OECD左右为难，现在正是考验国际社会团结和智慧的时候。

拜登政府的“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加税获取。其中，前者是对跨国公司增税，后者则是对富人增税。目前鉴于民主党在国会仅有微弱优势，所以最终的税改方案还会发生大变化，但即便方案出现调整，也势必会对未来数年的全球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首先，美国政府对待制造业态度的变化，会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重构动荡期。其次，全球通胀预期会迅速攀升。

鉴于短期特殊供需关系、流动性和投资炒作，是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因。消费品与大宗商品的价格相关性已经很弱，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且由于经济活动仍处于恢复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会快速传导至消费端。因此，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影响有限，全年物价水平总体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