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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奇渊:从全球化到碎片化:中国准备好了吗?
发表时间:2016-04-19 17:28 来源:国际网
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全球化合作机制在其他一些领域正在取得进展,比如反恐、气候变化、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等领域。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全球化的大戏已然处于落幕当中,碎片化的趋势正在抬头。这种碎片化背后,并不一定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阴谋论。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是否作好了准备呢?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不仅受益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而且还获益于全球化红利。作为两大传统增长引擎,出口和投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国际分工网络、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甚至多年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先进管理和生产方式的引进、技术上的学习和进步等,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迹象:全球化似乎正在掉头、转向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尤其体现在国际经济规则、机制的重塑方面。在此过程中,中国亟需明确自己的定位、采取相应措施。

国际贸易体系转向碎片化

WTO的谈判在多哈回合遇到了困难。发达国家强调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国有企业等高标准,希望通过改变贸易规则、提升出口竞争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持不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积累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此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大规模的逆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决意提升自身竞争力、扭转赤字局面、改变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处境。为此,它们开始重塑国际贸易领域的游戏规则。

2008年,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非常明确地表示:TPP是美国制定新贸易规则的范本,反映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并希望TPP能够成为美国改善贸易失衡的重要规则与手段。2015年9月5日,TPP协定达成。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还开展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欧盟将这项谈判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作为欧洲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此外还有涉及50多个成员国的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该协定覆盖全球服务贸易的75%。

至此,TPP、TTIP、TISA等新型贸易规则,将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欧、日悉数囊括。

然而,上述贸易谈判都具有高规格特征,这也使得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加入,即便加入,也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均被排除在外。

所以,尽管2013年12月的WTO部长级会议达成了首个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但以WTO为核心机构的国际贸易一体化规划,正在遭遇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贸易体系走向碎片化。与之对应,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日本-欧洲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更多的碎片也在酝酿当中。

国际金融体系也在碎片化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事前监测、事后救援是其两大功能。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不禁质疑:专业能力最强、拥有政策和市场信息最为全面的IMF,为什么没能预测到危机?个中原因当然复杂而微妙,但有一点毫无疑问,IMF的监测功能出了问题。

祸不单行,IMF事后救援的功能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境地。一方面,欧洲经济体接二连三地落水,救援所需资金都几近天文数字;另一方面,IMF所能调动的资源有限,急需增资扩盘。但就像是股份公司,美国作为IMF最大的股东,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掣肘,难以慷慨解囊,在这种情况下,增资就会稀释其股份和话语权,这又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如果无法获得增资,IMF就难以担当危机救援的大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会被削弱。

事实上,2010年提出的IMF增资改革方案,虽然在其他国家均获批准,但是唯独在美国国会遭遇多年阻滞。甚至此后多年,G20会议频频发布公报,公开敦促美国尽快通过IMF增资方案。直至2015年末,美国国会才以一系列附加条件为前提,悻悻通过了这一改革方案。尽管如此,以IMF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仍然存在明显的滞后。

在此背景下,2011年11月欧债危机肆虐之际,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的六大央行达成了为期2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两年后,该协议升级成为长期限、无限额的货币互换协议。通过协议,其他五个经济体可以随时获得所需的美元流动性,对本国外汇市场进行稳定性干预、应对短期外汇市场压力。这在后来美联储宣布退出QE,以及再后来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的过程中,为其他协议经济体提供了金融安全的保证和支持。

这种货币互换协议,是一种局部性的金融安全网,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IMF的救援职能(而且可能更为有效)。但同样地,绝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

而弱者之间互相抱团取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又使得国际金融机制产生了更多的碎片。比如近十多年来,各新兴经济体都在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渠道,拼命积累外汇储备、为本国的外部金融安全提供“自我保险”机制;再如,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也就是10+3平台上的“清迈协议多边化”,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资产池;又如,在金砖国家平台上,金砖银行也有类似的应急资金储备池,等等。

在这些碎片的背后,既有对IMF无法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无奈和感慨,也有作为国际金融体系边缘化、或外围国家所体会到的无力感。

国际生产网络面临重新洗牌

从国际直接投资体系本身来看,该体系长期以来缺乏全球层面的整体协调,甚至可以说是一地鸡毛。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项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而且还在以“3个双边协议/星期”的速度递增,而这些协议都缺乏统一的全球性规则。

倒是在前面提到的TPP和TTIP协定当中,直接或间接的包含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规则设定。比如TPP就包括了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等目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TPP也是一个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协定。

乔治敦大学的Theodore Moran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Lindsay Oldenski2015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TPP协定将在两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其一,TPP本身的一些重要议题,服务于改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障碍。例如,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取消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增强管控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这些都将有利于增加TPP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尤其对于美国而言,高附加值的研发部门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其二,成员国内部贸易壁垒的减少、消除,有利于TPP成员国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汽车公司要在东亚增加产能投资,这时候它可能会考虑作为TPP成员的越南,而不是中国。

2014年,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曾经对跨国企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3%的被调查企业家认为,TPP的实施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决策;还有22%的企业家表示,TPP这个远景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的行为改变,将在中长期对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重构现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如果考虑到TPP的连锁反应,则这方面效果将进一步得到放大。

总之,投资是新增的产能,如果新增的国际产能布局在全球发生了变化,那么国际贸易流也会发生变化。

此外,以德国西门子为领衔的工业4.0,以美国通用为主导的工业互联网,正在构建分别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两大工业生产体系。2016年3月,这两大中心宣布合作,并启动对接。就在欧美试图重构世界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2015年6月,日本政府也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战略目标,而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也从“致力于推动日本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悄然转向成为一个招商引资的机构。

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全球化合作机制在其他一些领域正在取得进展,比如反恐、气候变化、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等领域。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全球化的大戏已然处于落幕当中,碎片化的趋势正在抬头。这种碎片化背后,并不一定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阴谋论。原因甚至也可能比较索然无味,比如:在寒冬的一场暴雪之后,大家各扫门前雪,一不小心就把雪堆到了路口,甚至还堆到了邻居门前。

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是否作好了准备呢?

(作者徐奇渊为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杨盼盼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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