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耶执政预示着塞有望发生“真正”的制度变革，并将重新平衡与国际伙伴的关系，特别是重新调整与法国的关系。他欲改变前政府亲法路线，使该国国际伙伴更加多元，同时也将进一步削弱法国在西非的影响力。法耶称自己为“泛非主义者”，希望加强塞在非洲的外交存在和影响，并为非洲大陆的团结和经济、政治一体化而努力。

伊朗政治日趋保守固然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但更是美西方国家不断打压的必然结果。鉴于美西方国家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伊政策，伊朗国内也在刻意限制亲西方改革派力量。因此，将于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只会是伊朗保守派内部的一场权力洗牌，不会对伊内政外交产生实质影响。此外，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将是下一任总统必须思考的问题。为创造必要的周边国际环境，保守性务实主义仍将是其外交基本方向。

冷战结束后数十年，巴勒斯坦专注同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希望通过对话实现巴以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但随着巴以问题产生多方面变化，2011年，巴勒斯坦开始寻求通过外交途径——尤其是申请加入联合国，来改变巴以僵局，试图“倒逼”美以作出改变。尽管两次入联申请都被美国否决，但在最近一次的投票环节，巴勒斯坦获得了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12国的支持，仅有美国反对，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越发高涨的呼声，具有重大政治和现实意义。

莱希的遇难对伊朗国内政局的冲击有限，但对最高领袖本人的权力布局肯定有影响。副总统穆赫贝尔有一定概率成为新总统。鉴于伊朗历史上只有一次最高领袖的更迭，且现任的哈梅内伊当时也是被临时选择的，所以现在来谈继承人问题为时尚早。伊朗的改革派式微已久，国家总体保持了保守化趋势。反对保守派的民意也很难在莱希去世这么一个悲伤的时刻有所举动。因此，保守派会继续把持伊朗政局。伊朗的外交政策不会因此事有较大转向，且伊朗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由革命卫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外交部对此并不负责。事故后，伊朗对外政策仍会向“求稳”的方向倾斜，但不排除随着事故原因调查和巴以冲突等外因，出现对外“示强”的可能。

尽管莱希的继任者很可能延续其内外政策，不会出现较大的政策变动。但莱希的突然罹难，意味着此前伊朗各方接受的最高领袖继承人共识被打破。伊朗各派政治力量希望借新一轮大选重新树立政治威望，或导致未来伊朗国内政治斗争更趋激烈。今后，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领导下，伊朗国内政治、司法和军事系统密切配合，保证着伊朗政局的稳定。但在当前中东地区冲突频仍的背景下，此次空难所引发的伊朗国内多方面变动，将很可能给中东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伊朗最高宗教领袖为处理国家稳定与发展的矛盾，会在偏保守派与温和改革派之间不断调整以求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政治基本上体现出这种“钟摆”效应的特点。另外，无论总统属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到了第二任期，伊朗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会比较突出。由于伊朗政治的“钟摆”每八年校正一次，总统完成两届任期问题不大。问题在于，莱希是偏保守派的总统，在第一任期就去世，打断了这个规律。哈梅内伊会如何选择？是为寻求延续与稳定，选择伊朗副总统当选总统。还是，从平衡派系斗争的角度出发，转向支持偏温和派的人物参选总统，并借此机会向民众展示伊朗的一种变化？作者认为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中东危机逐渐由以哈战事转向以伊矛盾，地区冲突影响外溢，红海、地中海相继蒙受战火，地区安全危机扩散。随着以伊冲突蔓延和地缘争夺加剧，今后阿拉伯海可能迎来更多波澜。如何在应对地区危机和新一轮大国博弈中抢占先机，维护本国战略利益，已成为相关国家躲不过绕不开的安全难题。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对外战略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认为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对抗将长期存在。这为日提供了战略机遇，使其希望改变对美从属地位，并在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占据战略高地。为此，日本计划加强与东亚盟国的关系，强化自身中心地位，并构建以美日“双中心和轴辐”的新秩序。目前，尽管这些美日构建的小多边安全机制日益活跃，但其仍存不少短板。韩、菲、澳三国可视为“摇摆国家”，未来或动摇美亚太同盟体系。此外，美国强化同盟网络的最大缺陷在于缺乏经济支柱。因此，要避免本地区过度走向军事同盟网络化的风险，需以地区一体化和东盟中心主义为基础，积极构建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地区秩序。

巴以冲突后，很多人担心中东地区将重回地缘政治冲突局面，但中东局势总体依然缓和。反观美国，拜登上台后，试图通过推动以阿关系正常化并以此引导中东新秩序的塑造，但巴以冲突令其受阻，尤其是美在巴以冲突及红海危机上应对失策，愈加进退失据。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从单极向多级过渡的重要时期，美国霸权主义时代让位于多极化时代的趋势愈发明显。美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力和主导力的持续下降，也在这次巴以冲突及其后续发展过程中充分展现。

拜登上台后，澳大利亚的角色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以奥库斯为分界线，澳大利亚的角色从“南锚”变为“南矛”。在前“奥库斯”时期，澳更多充当美国的“南锚”，作为军事战略的后备基地。“奥库斯”的目的，是进一步将澳打造成美国反华战略的一支“南矛”，建立起一个以威慑和威胁中国为目的的“亚洲版北约”。澳从“锚”向“矛”的转型，表明它在美国战略中性质的变化和权重的加强。不过，鉴于中国市场仍是维持澳经济健康运行的根本，再加上，澳政界和智库对“亚太共同体”的愿景仍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和土壤，这些对澳建立和维持对美外交独立性也有一定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