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人道主义形势正面临二战后最严峻的挑战，全球人道主义系统濒临崩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面临多重阻碍。与此同时，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力量，并将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紧密结合，构成发展与人道“双轮驱动”、安全与人道“齐头并进”的“中国优势”。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整合援助资源，统筹多方参与主体，为应对全球人道挑战注入稳定剂，为解决人道危机、推动国际人道主义合作展现大国担当、做出更大贡献。

胡塞武装的崛起是秩序变动的结果，无论是由所谓“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也门国内权力制度变革，还是美国减少在中东投入、霸权地位动摇导致的地区旧秩序解体，客观上都为胡塞武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军事技术变革尤其是低成本无人武器的发展，又成倍放大了胡塞武装的“非对称作战”优势。考虑到当前国际格局剧烈变动、全球秩序新旧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胡塞武装或许不会是从政治边缘走向风暴中央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孤例。

从未来巴以问题发展趋势看，尽管新一轮冲突使巴以问题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但鉴于影响此轮巴以冲突的三大因素即国际格局、地区格局、巴以双方及各自内部矛盾，均很难在短期内出现积极的变化。因此，此次巴以冲突后双方的力量失衡将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使得巴方每进行一次战争将失去更多领土的逻辑更加残酷和血腥，而以色列的一意孤行尤其是对加沙乃至西岸的全面控制使巴勒斯坦被“占领”将变得更加具体。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巴勒斯坦方面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2023年拉美国家左右博弈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问题持续累积。在国际局势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拉美国家作为南方不可或缺的力量，外交自主性加强。中拉合作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日益走深走实，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典范。

当前，全球军费正处于快速增长期，一国军费开支占GDP的2%正成为一种“现象”。多国军费的非理性增长，或再次引发全球军备竞赛，加剧全球安全、发展困境。对此，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中东的利益考量和政策实践看，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没有超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框架。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致使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考量、政策实践、国际形象等方面遭受明显冲击。

表面看，“红海危机”似乎只是巴以冲突的“衍生品”之一。但其影响范围之广、牵动利益之多、暴露问题之深，早已超出冲突本身。具体而言，其主要影响有三：推动巴以矛盾与美伊对抗合流，冲击全球供应链与航运安全，暴露美国当前中东政策困境。这里，美中东政策矛盾性的长久存在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随着美地区战略继续收缩、调整，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持续增强，中东将进入一个秩序全面重建的新阶段。今后，新旧问题交叠共振，动荡与转型交互并存，将成为未来地区发展的主线。

近来，众多中东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轮番相互轰炸，使中东政治和安全局势如一团乱麻。真可谓矛盾斗争异常复杂，新老热点问题联动，行为主体复杂多样。新一轮巴以冲突进一步凸显了巴以冲突停火止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鉴于此，中东国家应珍惜近年来之不易的地区和解潮，致力于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独立自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地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本报告探讨了当前过渡阶段的全球风险状况，以及治理体系已超出其极限的情况。报告分析了在这些影响力量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在两年和十年内面临的最严重的预期风险。当气候变化的影响从本质上改写地球时，我们能否适应一个全球平均气温增温3°C的世界？在债务和地缘经济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全球大部分人口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顶峰？我们是否会面临犯罪和腐败激增的局面，而更脆弱的国家和更易受伤害的人群是否会滋生犯罪和腐败？处于试验阶段的技术的“军备竞赛”是否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作为唯一与加沙地带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埃及政府也的确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目前埃及依然没有接收加沙民众进入其境内的计划，也正努力避免再次被卷入巴以冲突。展望未来，鉴于埃及对加沙地带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很可能将持续承受来自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要求其采取配合行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势必将使地区与国际利益博弈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