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即使在过去的两伊战争或伊拉克战争时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也没有完全中断过。因此，伊朗威胁封锁海峡，主要是一种宣传战，不到万不得已，伊朗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关系再度紧张的敏感时期，维也纳五国外长会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虽然今年G7峰会上的火药味和“非主流色彩”都要比以往更加浓烈，但是还远远没有真正发展到对G7伤筋动骨的地步。美国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G7不会成为一个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样的“反美平台”，充其量不过是听听马克龙和特鲁多们的牢骚。

21世纪国际秩序的最大特征将是更多的自由属性和更少的霸权属性。由于全球化和经济因素在当下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突出作用，新的秩序将会反映更多的经济逻辑而非政治安全逻辑。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会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地区和次地区共同体的出现，意味着地区组织将在地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于当下秩序中西方价值和文化一家独大的主导地位，新的秩序会容纳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样性。

对日本而言，与美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如果美国撤出亚太或放弃同盟承诺，则日本可以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即战略自主性，但日本以美国为后盾的实力及影响力也会大幅削弱；而如果美国持续深度介入亚太，强势掌控同盟，日本的力量或许可能得到强化，但战略自主性也将丧失殆尽。事实上，这也是一直以来日本所深陷的“同盟困境”。在日本看来，改变这一两难局势的办法，只有最大限度地拓展渠道，为实现自主性积累外交、安全乃至战略上的资本。而在自主目标实现前，美国都是日本自主性所需资本的重要来源。

“新冷战”并不是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准确描述，但这一讨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应忽视的。正如二战后一道铁幕很快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阵营，当下，一些政治势力也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构筑“玻璃幕墙”。纵观历史，大国常以一种“梦游者”的状态走向对抗、走向战争，中美需要切实警惕两国关系面临的若干新挑战，保持战略克制，调整互动模式，避免在不自知、不自主的情况下真的陷入“新冷战”。

当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及背后的知识体系土崩瓦解时，两种现象出现了：一种是回归国家主义；二是不同全球治理理念间的新的竞争。面对一个技术形态与社会特征都已巨变的时代，无论退回国家主义，还是顽固坚持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知识体系，都是错误的。当全球社会进入新的场景，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积极表现提醒当今世界需要重新思考全球治理，而中国正为此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赫尔辛基“特普会”，并不意味将给两国乃至大国关系带来“特又特”的外交成果。换言之，此晤并非华盛顿与莫斯科为推动双边关系入轨而策划、推动的重大地缘战略活动。毋宁说，此次峰会是在这组关系跌入谷底，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状况下，两国外交的“膝跳反射”罢了。

未来不论是经济、难民还是安全问题，恐怕每个成员国出于国家利益、民意和选举等方面考虑，恐怕均不愿意为欧盟共同的利益而承担责任，而更愿意作为搭便车者。若欧盟成员国均选择回避共同责任，恐怕欧盟通过深化建设来实现团结自强，进而有效应对内外挑战的愿望将渐行渐远。

尽管土耳其对美国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颇有微词，但土耳其近来一直试图改善与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关系，埃尔多安推行强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把自己做强，来换一种姿态与美国和欧洲打交道。未来土耳其更有可能的是在美俄欧之间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以美国国内对俄罗斯的整体氛围，及大多数建制派精英对俄的态度来看，俄美关系不会因为一场“普特会”而发生重大的方向性改变。但是，美国过去一段时间的对俄政策也难以持久。美国也在重新思考对俄罗斯的立场，考虑“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抵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