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伊朗和以色列都迎来新的政府，而美国拜登政府在取消大约1040项特朗普时期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上犹豫不决，所以伊核协议的前途似乎又进入新一轮不确定期。

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日表态，如果谈判无限期拖延下去，美国回到伊核协议将“非常困难”。伊朗方面随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称只有在美国取消制裁并由德黑兰确认后，伊朗才会重新全面遵守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与此同时，长期持强烈反伊朗立场和政策的以色列表示，其反对恢复伊朗核协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立场不会改变。

在笔者看来，伊核协议谈判在当前再度面临严峻考验，其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长期对抗的结构性矛盾。而强硬保守派莱希当选伊朗总统后，西方和伊朗都在以示强的方式进行试探和博弈，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伊朗突破伊核协议导致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伊朗核能力的变化等技术性问题，以色列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不断向美国和西方施压，是导致伊核问题再现紧张的具体原因。

美伊双方的长期对抗，是制约伊核问题和伊核协议谈判屡次陷入困境的结构性矛盾，只有美伊双方放弃敌视和对抗，形成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包括伊核问题在内的美伊矛盾才有望彻底走出困境。

从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作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在政治上长期寻求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在经济上长期制裁导致伊朗经济深陷困境，在军事上不断威慑使伊朗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都是伊朗长期奉行反美主义的根源所在。

自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双方博弈的内容既包括伊核问题本身，但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伊核问题之外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其核心是双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因此，一旦伊核协议的环境和气氛有所紧张，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双方的深刻不信任就会立即凸显，这是当前伊核协议谈判面临严峻挑战的根本原因。

自伊核问题产生以来，美国和伊朗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双方政府更替导致的彼此在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核协议谈判上的节奏难以合拍，是导致伊核协议不断陷入困境的国内政治根源。

自2003年伊核危机出现以来，美国经历了小布什政府（2001-2008）、奥巴马政府（2009-2016）、特朗普政府（2017-2020），直到当前的拜登政府，其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经历了“强硬—缓和—强硬—有限缓和”的变化。而同期伊朗经历了哈塔米政府（1997-2005）、内贾德政府（2005—2013）、鲁哈尼政府（2013-2021），其在伊核和对美政策上经历了“缓和—强硬—缓和”的变化。

在上述历史演进中，双方均处在实行“缓和对缓和”政策的交集时期十分短暂，如奥巴马执政末期和鲁哈尼执政初期，其他更多是“强硬对强硬”或“强硬对缓和”的不合拍时期。因此，美伊双方关系在彼此发生政府更替后走向更加紧张的对抗，似乎已经成为美伊关系的“铁律”。

另外，以色列扮演着掣肘伊核协议的特殊角色。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双方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仍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导致双方的敌意不断加深和固化。

伴随拜登上台后美国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的谈判，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以阻止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与伊朗的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当前，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因美国试图重返伊核协议更趋紧张，甚至有舆论担心以色列会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从伊核协议谈判的处境和前景看，尽管当前美伊矛盾再度激化，伊核协议谈判很可能因伊朗政府的保守化和西方的强硬反应再度受挫和反复，以色列也会不断作为重要的第三方施加消极影响。但美伊彼此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对重启伊核协议的需求依然巨大，因此伊核协议谈判应该不至于走向全面崩盘。美伊只有实现真正的和解，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建设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海湾和中东的安全困境才有可能化解。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