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印太”安全联盟正在加紧重塑成型。在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印太”布局中，美英澳组成的“奥库斯”被认为处于最核心的圈层，但由于其涉及核不扩散这一敏感议题，不仅引发全球广泛批评，在美国同盟体系内部也存在极大争议。传统的“五眼联盟”由于缺乏代表性且功能单一也难堪大任。从当前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看，拜登政府正在着力推动亚太和跨大西洋两大同盟体系在“印太”地区合流。未来不排除美日英澳加形成的“新五眼同盟”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核心角色。

9月13～14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在边境多地爆发大规模冲突，尽管此次冲突在烈度、伤亡和覆盖地域上均远超历次，是双方新老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中亚地区稳定造成重大不确定性，但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此次冲突也凸显南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的复杂性。

在大国竞争加剧、中东战略格局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全球层面看，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增大是重要机遇，但美欧拉拢中东国家和大国在中东地区激烈竞争对中国构成挑战；从地区层面看，中东国家间关系整体缓和对中国是利好，但这种缓和态势能否持久仍存在不确定性；从国家层面看，中东国家普遍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中国有利，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民心相通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在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应坚持守正创新，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安全互助方面开拓新的合作路径。

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令叙利亚局势雪上加霜。一方面，叙利亚国内人道主义形势因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而加剧恶化；另一方面，由于美西方与俄分歧加深、对立升级，谈判解决叙国内冲突、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景似乎更显渺茫。与此同时，大国在叙博弈日趋复杂，且恐怖主义阴翳不散。9月14日，联合国警告称，最近几个月叙利亚多个前线爆发冲突，持续11年之久的叙利亚内战恐有再次激化的风险。

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沙特从未签署过共同防御协议或正式条约，两国的“准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石油和军火交易维系的。但现在，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石油生产国，不再依赖沙特石油。此外，美国一方面在中东进行战略性收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沙特一家独大或者其他大国强势介入的局面。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也就注定要从此前的“沙特唯美国马首是瞻”，变成“美国对沙特的打拉结合”。沙特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安全走势所决定，而非石油。

近年来，百年变局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层面加速铺展，靠拢上合组织成为中东国家因应变局的战略举措之一。其一，在“大国竞争”时代谋求战略平衡。其二，“东向”拓展经济合作空间。其三，借上合扩大影响力。同时，中东国家靠拢上合组织有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变迁这一相同的背景，一些国家也有各自的考量。不过，“上合大家庭”成员多了，力量大了，矛盾也可能增多。对此，中国与“上合”成员们应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发扬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围绕区域合作这一主线不懈经营，避免上合组织落入西方人为制造的“大国竞争”“新冷战”等话语陷阱。

受中美竞争加剧和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引，北约正在将目光投向亚太地区。美国欲借助欧洲和亚太盟友之力，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维护霸权地位及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美引入北约势力竞逐亚太，破坏了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中国需发挥亚太“主场”优势，增强自身维护和平发展的能力，尽可能减少对抗，避免误判。

土以关系正常化既顺应了当前中东地区格局整体缓和的大趋势，也推动着地区合作进一步向前发展，其背后的强劲动力是双方对彼此盘根错节的利益的考量。然而，无论两国利益如何契合，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双方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未来一旦利益需求下降，或是调动国内民众支持的紧迫性上升，亦或是巴以矛盾再次激化，土耳其恐仍会站在指责以色列的一方。这是以色列对土耳其“不信任感”的重要来源，也是土以关系再生波折的潜在风险。

历史表明，土耳其的多元身份与对外战略结合是否成功，构成了影响其外交成败得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多元身份与土对外战略关系的角度看，基于历史与现实，土对外战略有以下特点和趋势值得注意：第一，土与西方的关系是合作与斗争共存，但斗争更加突出。第二，“阿拉伯之春”以来土与中东国家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三，土在推动“突厥语国家组织”合作方面雄心勃勃，但难有实质进展。

尽管维也纳谈判近期又陷入新的僵局，但美国和伊朗都有完成谈判的意愿，所以对维也纳谈判不必太过悲观。近日，伊朗方面宣称不排除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就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如果拜登政府最终决定与伊朗达成共识，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宣布维也纳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