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的全球能源短缺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使沙特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沙特充分利用大国博弈留下的战略缝隙，实施多元平衡的灵活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时颇为抢眼。然而，沙特在外交领域仍存诸多短板。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危机难以扭转全球能源转型的总体趋势。沙特若不能如期实现国家全面转型，其国际地位或将被重新定位，这将制约其外交能力的拓展。

对以上10个风险领域和具体场景逐一“扫描”之后，或许可以看到在这些风险背后，有着一条隐含的主线，这就是冷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比较大的转变。突出表现是大国矛盾激化。国际格局调整的另一个表现是全球治理的缺失。中国难以扭转大国矛盾激化的趋势，但我们或许可以争取缓和、稳定大国矛盾，或者通过区别不同对象来区隔大国矛盾。同时，作为主要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中国有信心以自身制度、治理、政策和发展的稳定性，不断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解决更多现实问题，并通过全球层面的合作缓和大国矛盾。

为开展大国战略竞争以及应对俄乌冲突对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格局的影响，拜登总统执政一年半之后开启中东之行，并对中东政策进行调整。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强调伙伴、地区融合、冲突降级和民主人权，并将大国战略竞争置于中心位置，意图“阻止中俄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形象。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虽带有先天不足，受到自身精力不够、地区国家加强战略自主等因素制约，但其重构区域安全体系相关动向值得关注。

2022年，“印太”地区保持了总体和平状态。2023年，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有望取得一定进展，南海局势可能出现转机，中印关系也可能因多边外交活动而升温。但与此同时，台湾、朝鲜半岛、中印边界等问题仍是地区和平的严重挑战。

当前，科索沃北部局势仍处不稳定中，塞科关系也正朝着2008年以来最坏的方向发展。不过，塞科关系仍处于斗而不破状态，“红线”尚未被突破。此外从美欧来看，内部虽有分歧，但在欧洲—大西洋结构内管控巴尔干事务无疑最符合其利益。同时，美欧对塞科双方特别是塞尔维亚的“底线”和“软肋”一清二楚。只要美欧不将塞加入欧盟和科独立问题直接挂钩，塞科关系正常化进程仍将继续推进，科索沃问题尚不至于失控或致第二次科索沃战争爆发。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最突出的特点，是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下降。美国对世界局势的掌控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中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一度转变为美国一超独霸的格局。进入21世纪，由于美国实力下降、中国崛起，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这种形势在2022年最为明显。2023年，世界多极化将会进一步深入发展。

2023年，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非西方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迹象呈现群体性崛起。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各国发展“去西方化”的速度正加速推进。从全球观念的角度看，西方理念遭到全球批判而呈现“去神话化”进程。2023年对中国而言，面临的大国兴衰“持久战”仍在拉锯中，需提防三方面的斗争形势：一是政治安全领域对中国的“诱战”、“骗战”陷阱。二是经济金融领域对中国的“压制”、“衰败”阴招。三是思想观念领域对中国的“渗透”、“歪曲”企图。2023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45年来的有效发展经验与对外交往传统应继续坚持。第一，继续聚焦发展。第二，继续敢于与试图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敌对势力做斗争。第三，继续扩大开放，弥合国际裂化。

受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影响，非洲可持续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推动非洲发展的主要力量，通过技术援助、基建合作等方式促进了非洲的减贫和经济发展。面对气候变化、绿色转型等共同关切的问题，一方面非洲国家应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中美等国家应探索和扩大双边和多方合作，共同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022年中东局势有如下新变化：一、地区局势发展平缓。二、热点问题普遍降温，但起伏不断。三、美俄博弈加剧，美国对中东的需求增加。四、美国重新调整中东政策，欲将其价值观外交发挥到极限。五、中国在中东影响力明显上升。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段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黄金时期。然而，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亚洲日益无法独善其身，大国竞争加剧的阴影已经越发浓厚地投射到这片拥有无限希望的土地之上。所幸的是，亚洲国家间的合作依然强韧，以团结促发展的愿望依然强烈，推动亚洲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