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James Austin III）抛出“一体化威慑”概念，强调将融合现有和新兴的军事能力，与盟友和伙伴携手共同确保21世纪的安全。

一

根据美国防部长奥斯汀等人说法，美意图构筑的“一体化威慑”是一种“全军种”“全领域”“全政府”“全手段”“全盟伴”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将最大程度整合和发挥各方优势，进而以绝对优势取得慑止对手行动的效果。具体内容有：（1）拒止威慑，即打消对手认为能够在战场上速战速决并造成既成事实的想法，让对手望而却步；（2）韧性威慑，指提升自身抗打击和迅速恢复能力，增加对手成本或取胜难度，使对手知难而退；（3）直接和集体强加成本威慑，意在提升对手将遭致反击和集体反制的预期，使对手感到得不偿失。为此，美近年来以“一体化威慑”为旗号，强化“印太”军事部署、翻新作战概念、拉拢地区盟友，企图打造围遏中国的一体化力量体系，维护和巩固其“印太”霸权地位。

（一）加大军备投入，强化前沿存在。一是翻新和升级“印太”军事基地，一方面升级改造二战后在亚太占据的大量军事基地，另一方面试图寻求建立更多军事驻点。二是不断扩增前沿军力部署，不断向亚太增派军力，扩大前沿存在。

（二）翻新作战概念，展示超强战力。为破解这种“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将给其造成的“行动困境”，美近年来提出“分布式作战”“跨域协同”“动态力量运用”等作战思想，研发了一系列联合作战概念，极力渲染自身具有“战胜一切对手”的能力。

（三）重组盟伴体系，打造军事集团。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更为重视盟友关系，宣称“盟友是最大资产”、“实力倍增器”，极力将盟友和伙伴纳入其战略轨道，以在“印太”地区打造联合遏华阵线，构筑所谓集体威慑。第一，强化条约盟友。第二，编织盟友网络。包括加紧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纠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第三，美国还大肆拉拢印度、印尼、越南等国。

二

美国推出“一体化”战略，整合自身及盟友伙伴各方面力量，实际上存在着三大矛盾，与亚太地区“求和平、谋发展”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不仅无法给地区带来稳定与安全，还可能引发动荡、危机与冲突。

第一，军事化与经济化矛盾。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美国在亚太渲染威胁、大搞军事威慑，与地区国家“求稳定、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地区国家推动经济发展与合作的目标。首先，发展经济而非整军备战是亚太国家头等大事。其次，经济合作而非军事对抗是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再次，和平稳定而非军事动荡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保证。

第二，“一体化威慑”与地区战略自主的矛盾。近十年来，美国为赢得对华战略竞争，不断胁迫第三方在中美间选边站，引发诸多国家反感。一是“一体化威慑”要求地区国家让渡部分主权。美若要实施“分布式作战”，显然需要在亚太获取足够多的军事据点。而这就要求地区国家让渡部分领土以供美军轮驻。二是“一体化威慑”要求地区国家放弃中立立场。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的“弥罗斯对话”表明，与雅典帝国一样，美国将很难接受对其“重要的”国家保持中立，而这也是“一体化威慑”成败的关键所在。三是“一体化威慑”要求地区国家放弃行动自由。例如，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国际政策与战略司司长克林顿·费尔南德斯（Clinton Fernandes）批评AUKUS核潜艇计划将澳与“一个可随心所欲改变主意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强烈要求澳政府在作出任何军事部署前必须获得议会授权。

第三，威慑止战与威慑致战的矛盾。威慑的本意是为了改变被威慑对象的预期和行为以避免战争。然而，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战略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推行的军事威慑，却潜藏加剧冲突乃至引爆战争的风险。一是“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全方位性压缩了潜在回旋空间。谢林曾提醒世人：“威胁的有效性有赖于潜在敌人能获得什么样的其他备选方案。”例如，在台海问题上，美国扬言其军事威慑是为了防止中国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但实际上它没有给非武力方式预留空间，反而不断掏空“一中政策”，使和平统一前景愈发渺茫，结果只会导致对抗升级和冲突爆发。二是威慑信号传递与解读面临更大难度。在新军事革命背景下，信息化时代作战的首战“决胜型”特征遂日趋凸显。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型武器无形、精准、快速打击等特点，加上其在一体化要求下所体现出来的战争智能化、体系化、混合化等特征，表明一国一旦遭到打击将承受毁灭性后果，这促使军事决策者倾向于从最坏角度解读对方的威慑或反威慑之举，使得威慑信号的误读可能性急剧上升，并在感到威胁时更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三是“一体化威慑”战略增加了美军“被卷入”的风险。为强化升级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合作，进而推进军事关系的一体化，美国近年来不断挑拨、煽动地区争端，制造地区国家向美国寻求安全合作的需求。但是，美国此举也可能给自己制造陷阱，即面临被地区国家“卷入”的风险。

三

当前，“一体化威慑”已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增强“印太”安全的手段基石，也成为美国借以重塑亚太同盟体系、强化地区霸权的重要手段。但因为其存在上述三大矛盾，“一体化威慑”战略在亚太地区的实施前景恐会愈发艰难，也将给中美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亟需有关方加强危机管控，消解“一体化威慑”战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首先，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协调各方的能力备受质疑。“一体化威慑”战略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从美各军种纷纷提出各自的作战概念可知，美国各军种之间相互竞争掣肘非常严重，各方都想在这一概念的实施中尽出风头。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协调盟伴的决心与能力也遭到质疑。一是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极化，引起地区国家对美战略持续性的担忧。二是美国难借“中国威胁论”在亚太进行广泛的战略动员。同时，美国的盟伴体系存在着等级制，也令相关国家心生嫌怨。

其次，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地区消极后果日益显现，引起地区国家强烈反弹。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搞一体化威慑，为彰显实力与决心而肆意在西太平洋地区大搞军事演习、抵近侦察等，不仅导致地区紧张气氛上升，而且造成多起海上紧张事态，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

再次，中美加紧加强危机管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美国推出“一体化威慑”战略不仅难以令中国屈服，也未能稳定中美关系，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双边战略互信，导致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呈现螺旋式下滑，甚至一颗误入美国境内的中国气象无人飞艇也让美国大动干戈，两国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然而，鉴于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内在的以实力求和平的霸权思维，这种威慑条件下的竞争与合作都将面临极大的信任缺失，也使得任何合作都将变得异常困难，任何竞争也都容易演变成对抗冲突。

总之，美国拜登政府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的“一体化威慑”，企图通过整合自身及盟友的军事实力，以达到其“以实力求和平”的威慑效果。然而，这种“一体化威慑”不仅暴露了美国长期以来的霸权思维，而且与地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追求战略独立与自主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相背离，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