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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积敏:国际体系变革与中美关系
发表时间:2017-03-21 18:14 来源:国际网
当前国际体系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维护与完善国际体系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大国的合作与协调。真正有效的、富有前景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反映和融入世界各国的愿景与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同时在聚合国际社会力量,并对国际体系与国际规范发挥支持性、引领性作用方面具有关键意义。中美对对方的认知应该是彼此需要,并在两国关系的正向演进中实现与拓展各自最大利益。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矛盾性、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凸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大国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对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十分敏感。大国重视国际体系的塑造,并将其作为占据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制高点的有效途径。

从历史上看,国际体系剧烈变动时期,主要因国际力量格局的再调整、再平衡所起,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动荡。

二是全球民粹主义盛行,国家间共同利益逐渐让位于竞争性利益,甚至于排他性利益,国际关系“以邻为壑”的现象有可能愈演愈烈。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仍未消除,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世界经济处于艰难复苏之中。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矛盾日益突出,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反建制政治等思潮在全球主要国家崛起。

三是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地区热点问题难以破解,安全困境日渐深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扩张,以及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复合影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与叠加,这些都增加了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的危险。

四是国际秩序存在失范的风险。这源于两个交错的现象: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原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需要,变革乃是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甚至于推卸、逃避国际责任。全球安全、繁荣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出现严重危机的风险。

然而,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宪章”等国际规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当前国际体系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维护与完善国际体系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大国的合作与协调。

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界经济低迷失衡、地缘冲突恶化加剧、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遭遇挫折、恐怖主义威胁持续不断的背景下,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战后国际体系感到悲观之时,作为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需要发挥其独特作用。

但是,真正有效的、富有前景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反映和融入世界各国的愿景与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同时在聚合国际社会力量,并对国际体系与国际规范发挥支持性、引领性作用方面具有关键意义。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还处于调适阶段,对于这一关系的未来存在着诸多揣测。看待中美关系需要有辩证的视角与历史的维度。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发展既面临着历史机遇,也存在着巨大挑战。

就机遇来说,这一点可以从实力对比、责任担当、经济相互依赖、互动机制建设、时代发展潮流等五个方面来加以阐述。从实力对比上讲,中美两国具有不对称性特征。从整体实力上来看,美国仍具有绝对优势。实力差距的存在使得中美两国能够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来发展双边关系。

就责任担当而言,一方面美国仍然主导并维持着当前国际体系与秩序,同时主张对其进行变革。该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与时俱进性特征仍是维持其存续的重要因素。中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与贡献者,讨论国际体系的变革离不开中国,而中国也愿意为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就此而言,中美两国具有明显的共同利益。此外,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性,也促进了两国形成了“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美贸易额达5196亿美元,而1979年仅为25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从互动机制来说,中美建立了包括安全、经济、人文等各领域的沟通管道,形成了稳定的、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尤其是两国元首的密集联系模式,发挥了聚同化异、管控分歧的功能。

从时代特征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前时代的主题。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外交的重要依托,增进了对美外交的资源,中美关系的对等性、平衡性特点日益显著,为更具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持。

当然,中美关系也存在不小的发展挑战。首先,中美关系日益被“建构”成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魔咒”。其次,中美安全困境有升级的征兆。近年来,中美在安全议题上相互竞争的色彩日益浓厚,并且具有直接性与争锋相对性,如南中国海问题。不仅如此,中美在第三方安全问题上博弈成分增多,如东海问题等。两国间安全困境的化解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迫切问题。

三是结构性矛盾尚难缓和。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多有碰撞,这种源自于双方文化差异的冲突,也成为中美两国矛盾发生的重要因素。

四是中国国家身份多元性挑战。中国学者贾庆国教授曾指出,从身份上讲,崛起中的中国既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也具有发达国家的特点;既是弱国也是强国;既是普通大国也是超级大国。身份决定利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利益也是多元的:既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发达国家的利益;既有弱国的利益,也有强国的利益;既有普通大国的利益,也有超级大国的利益。

由于这两种身份和两类利益常常是矛盾或冲突的,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越来越难界定自身的利益和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因而,中国和外部世界都很难准确判断彼此的意图,从而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困惑、担忧和防范,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制。

面对机遇与风险,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双方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历史的宿命。作为两个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双方都应该努力走出一条光明大道。首先,中美应加强各自的实力建设。一个衰落的美国与一个崛起受挫的中国,对于双边关系来说都是危险的。双方应致力于各自能力建设,维持一种良性而动态的实力均衡。

其次,中美应加强制度化建设,在战略意图、利益诉求、危机管控等方面加强沟通,避免战略误判。良好的沟通与可信赖的“战略再保证”,是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必要前提。再次,双方应夯实与拓展共同利益的基础与领域,同时增进两国之于国际体系的共同责任。

在国际关系中,共同利益是维持国家间稳固关系最有力的黏合剂与催化剂,建立“以利益为基础,以责任为纽带”的可持续双边关系,应是两国的努力方向。第四,两国应明确战略定位以及对彼此的战略认知。美国应认识到捍卫其全球优势地位,不仅要有充足的实力,而且要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自我建设与他者认同不可或缺。

故而,美国应将中国视为一个能够增益其利益与威望的可合作伙伴。于中国而言,既然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与贡献者,中国对外战略就需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并保持其连续性与透明度。

中国应承认美国在维持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并认识到变革与完善当前国际体系也离不开美国。简言之,中美对对方的认知应该是彼此需要,并在两国关系的正向演进中实现与拓展各自最大利益。

(作者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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