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APEC）岘港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寒暄、短暂交谈，给记者留下又一张“深情对望”的照片。然而，两人在二十国集团（G20）汉堡峰会上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会谈，终究未能出现在岘港。从克林顿政府至今，两国关系都未能成功“重启”，结结实实成为了难以破解的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又为美俄关系转圜这一“老大难”问题增添新障碍。在特朗普处理对俄关系上，美国国内多股力量与其激烈博弈，导致美俄关系难以快速缓和。国内政治生态这一变量逐渐在美俄关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所谓“通俄门”、“干选门”甚至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特朗普的对俄政策。

当前，有“六路人马”在限制特朗普缓和对俄关系。

首先是国会中“四路人马”通过调查和立法两大手段钳制特朗普对俄施策。国会四个委员会正在调查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可能与俄罗斯的联系，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以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其职责主要通过调查、发现事实判定有没有出现违反道德的过失，最终可能导致的极端结果是发起对总统的弹劾。

立法方面，国会参众两院7月底通过的包含对俄制裁的法案重挫美俄关系，进一步限制了特朗普缓和对俄关系的空间与能力，充分表明立法分支在对俄政策的博弈中已占据上风，特朗普政府在对俄政策方面提前进入“半跛脚”状态。此次制裁法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赋予国会更大的审议权，规定总统修改或结束制裁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国会有权召开听证会审议是否调整制裁、有权通过联合否决决议阻止行政机构取消制裁，这严重限制了特朗普在外交领域自由发挥的空间，减少他与俄罗斯打交道、缓和对俄关系的手段。

第五路人马是行政分支内与特朗普展开博弈的力量，即司法部下设的特别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穆勒。穆勒任职以来在华盛顿政治圈树立了雷厉风行的形象，希望调查能够速战速决、有所收获，力图在与总统特朗普的博弈中增强独立性而不受政治摆布，甚至利用“撬锁加传票”等强势手段推进调查，在华盛顿政坛不断掀起波澜。特朗普及其团队因为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引火烧身，一旦公开对抗穆勒或想方设法解雇穆勒必然会遭到舆论更大质疑与反弹，因此特朗普目前除了低调配合调查外并没有采取更激进的反制措施。

第六路人马是所谓“第四权力”的媒体。特朗普执政伊始，部分美国媒体就紧盯白宫对俄政策，一些倾向民主党的主流媒体更是不断烘托“冷战”氛围，将俄罗斯塑造为“干涉”美国内政、在国际上“搞对抗”的敌手。此后，由于特朗普对俄始终保持“暧昧”态度，部分美国媒体频频在一些关键时点爆出特朗普团队可能通俄的“黑料”，以引导舆论、施压总统。

除上述新障碍外，美俄之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成为阻碍美俄关系缓和的深层因素。譬如，美俄国际战略观存在根本分歧，俄冷战后初期对西方的期望逐渐变成失望和怨恨，两国战略互信被消磨殆尽；美俄在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方面的矛盾和博弈难以消弭，尤其对冷战后欧洲-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态度截然不同；美俄薄弱的经济关系使两国关系“地基不稳”，无法发挥“压舱石”或“减压阀”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加剧两国滑向战略博弈的危险，等等。美俄不时提出的两国关系新框架，无法根本解决甚至掩盖彼此之间的战略博弈和结构性问题。

展望未来的美俄关系，双方关系仍难以迅速重启，但也不会迅速恶化。有观点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特朗普想在美俄关系上做出任何动作都可能带来“进一步、退两步”的结果。G20汉堡峰会特朗普和普京两人会面后的一系列事态即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持这一派观点的人认为，美俄关系至少在特朗普任内很难有好转迹象。

但也应看到，当前的美俄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有着本质不同。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俄罗斯的国力限制决定了其战略目标只能是成为多极化世界的“独立一极”，而非再次聚拢一个反美同盟，与美国搞集团式、全局性对抗。另一方面，尽管西方对俄罗斯的“民主”多有质疑，但实际上双方没有根本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分歧，普京甚至在乌克兰危机后还说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和欧洲在深层价值观上是一致的，这与冷战时截然不同。

美俄当前的矛盾与博弈也并不意味着双方会滑向“新冷战”。未来一段时间内，双方仍将维持“僵而不死、斗而不破”的现状，也有人将这种态势描述为“凉战”。同时，双方在反恐、叙利亚甚至网络安全、战略稳定等问题上，尽管存在分歧、博弈和冲突，但也不乏共同利益，不排除在某些问题上“有限合作”或“选择性合作”，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逐步积累互信，在不追求“全面重启”的前提下缓慢融冰，从而打破“老大难”问题形成的长期僵局。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