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国际安全态势，虽然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日渐增多，但国际秩序依然维持了基本稳定，大规模动荡并未出现。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中等规模政治危机以及安全挑战却已经成为常态。欧洲持续的政治困局、中东严重的地缘矛盾以及南亚此起彼伏的小规模冲突，为即将迈入新的一年的国际安全局势蒙上了阴影。

大乱没有、中乱不断的局面何以出现？首先是因为，有能力改变全球基本格局的大国之间依然保持着有效的战略协调。尽管美俄、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诸多结构性冲突，然而，这些矛盾要么能通过双方的沟通得到管控，要么双方已经形成默契，决定暂时搁置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大国之间的协调只是保证了人类没有再次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危局。和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国际形势不同，当前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所面临的威胁主要不来自于世界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与战略对撞，而是往往源自于地区强国地缘政治雄心的冲突。这种矛盾考验的不是世界大国协调彼此间战略意图和利益的意愿，而是协调的效力。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世界许多地区性矛盾日渐凸显，表明通过大国协调确保国际稳定的效果正在日趋衰弱。难民危机、叙利亚内战、印巴冲突等地区安全难题与其说揭示了世界大国之间的“代理人竞争”，还不如说体现出以大国协调为基本支柱的当前国际秩序在确保国际和平方面越来越有心无力。换句话说，世界大国们还能保持自己的理性，确保大家不至于一拍两散，却已经没有能力遏制住地区级强国一展身手的野心，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被地区强国牵着鼻子走进自己原本打算退出的漩涡当中。

地区强国的崛起和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为认识和解释国际秩序的发展演变增添了新的课题。冷战时期，人们习惯于用美苏争霸和代理人竞争逻辑解释国际安全格局中一些地区性挑战的成因和走势，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主要用美国的战略意图及其实施解释回答同样的问题。冷战中和冷战后的绝大多数情况，这两种解释范式都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现在，用大国意志的对冲与协调来解释诸如“伊斯兰国”的崛起与军事衰败、也门内战的走势、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现状却往往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人们一度非常重视对国际秩序嬗变与重构过程中权力转移、权力交接的研究，关注新兴全球性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和平实现权力转移与交接。以往的国际关系史也告诉我们，这是国际体系重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现实也提醒我们，新兴全球性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战略研究的唯一或者前提性问题。国际体系重构、国际秩序调整在新兴全球性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以任何形式实现权力转移与交接的过程中，人类还将面临失序带来的长度不定的混乱期。原有的守成大国无力再掌控全球局势、支撑国际秩序的国际规则逐渐受到冷落甚至遭遇挑战，而新兴全球性大国无论是能力上还是意愿上都无法为全球秩序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更不用说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了。这种情况下，地区强国的行动自由获得了极大提升，导致的结果就是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冲突此起彼伏。

对于守成大国来说，应对这类挑战相对于制衡新兴全球性大国而言，居于次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守成大国还可以利用这些地区强国的野心及能力给新兴全球性大国制造困难。而对于新兴全球性大国而言，虽然地区强国彼此间的冲突对自己崛起过程造成的影响同样是积极消极因素并存的。新兴全球性大国既可能一面应对守成大国的压力，一面不得不避免自己日益扩展的利益遭到地区矛盾的冲击，甚至可能面对其他地区强国的制衡行为——这种行为并不必然受到守成大国的挑唆；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新兴全球性大国也可能从地区冲突对守成大国地位的动摇当中获益。对于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显然新兴全球性大国不可能也不可以试图通过单纯的“新兴全球性大国——守成大国”关系视角进行一刀切式的处理，这种应对不论是以守成大国反对的，新兴全球性大国都支持为原则，还是为了避免卷入和守成大国的冲突而置身事外或者对守成大国随声附和，都是不可取的。新兴全球性大国所需要的是超越守成大国视角，精确判断各种中等强国的地区冲突给自己崛起过程造成的具体影响，以便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