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海域发动系列袭击以策应哈马斯，危机至今延宕不决，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综合看，这场危机已演变为策应巴以冲突、美西方加紧海上布局、多国暗战角力和影响全球航运经贸的综合效应场。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在成为影响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力量。

巴以冲突外溢的策应场。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形成了共同对抗和牵制以色列军队的攻防模式，三者协调伊朗、相互配合、攻守联动。2024年3月，哈马斯领导人与胡塞武装代表达成加沙地带战事“协调抵抗行动机制”，随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和阿拉伯海加紧部署，拉长以军战线范围，更频繁攻击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同年7月和9月，在哈马斯与真主党领导人相继被定点清除后，胡塞武装借口为哈马斯和真主党复仇，多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同时加大了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人员和武装支持，目的是“直至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胡塞武装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让以色列面对战场困境，除以重兵直接应对加沙和黎巴嫩战线外，还要抵御胡塞武装对其海陆的双重攻击，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来自伊朗大规模导弹袭击的巨大风险，不得不陷入多线作战的困难局面。

遏控关键海上通道的试验场。红海危机使美国等国家的军事焦虑更加强烈，特别是更加重视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问题。胡塞武装扼守的亚丁湾、曼德海峡以及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冲突一旦扩大，全球能源运输将瘫痪。为此，美国一方面加紧遏控海上通道，推进重点海域的军事布局。牵头组建“繁荣卫士”多国海军联盟，持续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并计划在索马里建设多个海军基地形成有效战略支点，以达到强化对重要海域的军事掌控能力，维护关键水域和航道控制权。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还制定了新的“全球海上反应计划”，2024年10月16日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新一轮打击中，甚至大炮打蚊子出动了B-2“幽灵”战略轰炸机，目的可能是演练快速进入战时状态的能力，以战练兵提升大国对抗能力的意味更加明显。此外，一年来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陆上设施零敲碎打式的袭击，也在影响对地区关键海上通道有重要作用的也门局势发展。

多国暗战的角力场。伴随红海危机发酵，除胡塞和以色列外，已有多国势力相继卷入，或为捞取战略利益、或为维护自身权益、或为维护航道安全。美国纠集多国牵头组建“繁荣卫士”护航联盟，不断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以维护经苏伊士运河到红海的航线安全，真实目的是通过保护以色列去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权，美国避免战争扩大化和被直接卷入中东冲突的底线均遭突破。欧盟启动“盾牌”红海护航行动，目的则是维护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及红海、亚丁湾等国际水域的安全，以维护其海上利益。伊朗从幕后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到2024年10月直接与以军交锋，深度卷入地区危机，成为影响红海危机演变的重要变量。俄罗斯因苏伊士能源运输受阻，计划考虑在也门及红海建军事基地。此外，土耳其与索马里签订防务协议，加大在“非洲之角”军事布局；印度也趁势推进地区安全布局，以护航名义在西北印度洋密集部署十余艘军舰，积极参与海上突发事件处置；沙特、伊朗等国也寻求强化在红海的军事基地建设。综合分析，红海已成各方激烈较量的博弈场，各国暗战的硝烟将继续在也门和红海蔓延。

全球航运经贸的冲击场。因胡塞武装袭击商船的海域从红海、阿拉伯海扩展至印度洋多海域，其中涉及多条国际物流运输通道，导致国际货运受阻，运输成本上升、运输时效下降。马士基等多家航运巨头暂停苏伊士航线，转而绕道非洲好望角，导致北欧、地中海和美东西航线的运价飙升。全球供应链被严重扰乱。特斯拉、沃尔沃等厂商甚至一度被迫暂停欧洲部分工厂的生产。南非、毛里求斯、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等好望角沿线港口，则面临燃料供应和基础设施短缺。此外，石油、矿产和农副产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也受到冲击，随时面临物流中断和运输安全等威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警示，如果红海危机进一步持续，将给本就脆弱的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红海危机折射地缘危机下的诸多安全问题。胡塞武装从一支反政府武装逐步发展为影响红海、搅动地区安全的强大武装政治集团和非国家行为体，背后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既有也门问题长期的治理缺失，也有巴以问题的外溢冲击，更为美西方大国的政策失当。类似胡塞武装的地区非国家行为体和准军事集团，已深度卷入地区冲突和地缘矛盾，成为可以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变量。红海危机未来演变和最终解决，取决于巴以问题能否公正全面解决，也取决于也门能否稳定有序，更取决于未来美国的中东战略。

（作者为现代院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