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宣布将恢复外交关系，并加强多领域合作。此次两国修好，对中东是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是重要喜讯。当前沙伊重归于好，内因无疑是主导因素，但毋庸置疑，中国在斡旋和调停沙伊和解中的作用可圈可点，意义重大。这是我国中东外交的重大胜利，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体现。中国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外交盛举，说到底是中国的外交理念更符合时代潮流和中东现实需要。

美国重塑联盟体系的态势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一个多层次、网络化和嵌套式的盟伴架构正在显现，对中国的战略指向性不断增强。应对这种压力，需要中国切实维护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把处理与美国盟友关系所必需的“经济杠杆”做得更加精巧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战略沟通，找好、用好美国盟伴体系存在的各种“缝隙”，避免阵营对抗的格局更趋固化。

今年会议的安排使会议成为一方表达情绪和态度的场所，前几年“西方的缺失”之类的迷离情绪完全被抗俄的亢奋言论所取代。同时，在会议上可以强烈感受到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美方与会者可说是“逢中必反”，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对俄关系等无一不成为他们指责的标靶。美国改变对华态度和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快速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中国产生了深深疑虑甚至恐惧，害怕中国拥有更多世界权力，从而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此外，在柏林和慕安会的交流中，可以感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在加深，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他们因乌克兰问题陷入安全危机感之时，对中国态度和政策缺乏了解。尽管中欧关系中有些矛盾看似死结，但既然是结，就有解儿，关键在于能否诚恳相待、坦诚沟通并付诸行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将身处这个矛盾体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中国国内市场影响世界市场的能力决定了那些曾经的世界市场中心国家离不开中国，同时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收缩所刺激的民粹主义影响下又敌视中国。有鉴于此，在不发生因台湾问题而引发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事实性军事冲突以及能够保障自身政治安全的前提下，中国依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依然能够以时间换空间，利用好新的战略机遇窗口。中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一条可行路径就是依托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世界市场对冲和化解由政治思潮变化形成的敌对力量及负面因素。

总的判断应该说未来5年中国会在整体上处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将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麻烦。鉴于这种困难的局面，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局面，善于守拙，要冷静观察、理性应对。一方面要不折不挠地维护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另一方面也要练好内功。

安理会改革是大势所趋，扩员也有共识，但“增常”难度极大。此外，由于安理会内部存在严格的“二元权力”结构。如果说对非常任理事国的改革，包括扩员和延长任期等，还不至于“伤筋动骨”，那么对常任理事国的任何改革，包括“增常”和限制否决权等，都会触及联合国机制中最敏感的地方。改革不当，有可能危及整座联合国“大厦”。有鉴于此，安理会改革前景不乐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动荡变革呈现新的特点与趋势。根据目前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呈现的种种迹象，并考虑各种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2023年全球九大趋势值得关注。

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的全球能源短缺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使沙特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沙特充分利用大国博弈留下的战略缝隙，实施多元平衡的灵活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时颇为抢眼。然而，沙特在外交领域仍存诸多短板。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危机难以扭转全球能源转型的总体趋势。沙特若不能如期实现国家全面转型，其国际地位或将被重新定位，这将制约其外交能力的拓展。

对以上10个风险领域和具体场景逐一“扫描”之后，或许可以看到在这些风险背后，有着一条隐含的主线，这就是冷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比较大的转变。突出表现是大国矛盾激化。国际格局调整的另一个表现是全球治理的缺失。中国难以扭转大国矛盾激化的趋势，但我们或许可以争取缓和、稳定大国矛盾，或者通过区别不同对象来区隔大国矛盾。同时，作为主要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中国有信心以自身制度、治理、政策和发展的稳定性，不断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解决更多现实问题，并通过全球层面的合作缓和大国矛盾。

为开展大国战略竞争以及应对俄乌冲突对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格局的影响，拜登总统执政一年半之后开启中东之行，并对中东政策进行调整。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强调伙伴、地区融合、冲突降级和民主人权，并将大国战略竞争置于中心位置，意图“阻止中俄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形象。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虽带有先天不足，受到自身精力不够、地区国家加强战略自主等因素制约，但其重构区域安全体系相关动向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