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我国在东南亚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形象尚未得到迅速改变。究其原因，个人认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在周边开展公共外交时，细节做得不够好。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富邻、安邻”，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0月提出“亲诚惠容”、“正确的义利观”、“从国之交到民之亲”，应该说我们的周边外交政策和理念已调整到位，顶层设计方面的不足已基本解决。目前我国在周边外交中已初步形成了官民并举、各方齐头并进的大外交局面。我自己这些年也频繁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考察或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开展一些公共外交活动。通过与当地老百姓、学者、智库以及中资企业的接触和交流，我有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感受，虽然我们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我国在东南亚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形象尚未得到迅速改变。究其原因，个人认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在周边开展公共外交时，细节做得不够好。

我们在对周边国家的民生项目进行策划和实施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比如，我们给东南亚某个国家捐了几台现代化的大型医疗车，但是这个国家的农村道路基本上都是很窄的土路，医疗车根本开不进农村，只能在城市里做摆设。有的中资企业给周边国家的项目所在地捐建了医院和学校，但是医院和学校建好后，有的没有医生和老师，有的没有医疗器械、药品和基本的教具。我们在某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援建了一个眼科医院，但该医院是与执政党合作的，而城市里的民众却很不喜欢执政党，因此，平时很少有病人来就诊。这样，我们希望通过援助转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看法的初衷就未能很好地实现。还有，我们在给某些周边国家的病人做免费治疗时，往往没有配套必要的宣传，以至于实施这个项目的初期，某些得到了治疗的当地病人还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机构和医生帮他治的。

又如，我国在一个东南亚国家援建了政府大楼，按规定，设计必须是国内企业来做。但是接到该设计任务的单位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了解实在不够，也没有认真调研，简单地认为这个国家信仰佛教，而佛塔是佛教的象征，于是就在建筑物中加入了佛塔的元素。但在这个国家，佛塔很多时候是用来存放死人骨灰的，由此导致受援国的主要领导人不到我们援建的楼里上班，而是在旁边重新修了办公室。我们给某些国家的农民提供了高达上亿美元的小额贷款，但这些贷款到农民手里时，利率已接近20%。本来我们想做好事，但这个国家的民众却认为中国在放高利贷。

还有，我们国内的民间团体和机构与周边国家的大学或智库合作搞一些交流活动，往往过多地依赖当地的合作伙伴，而没有与当地媒体和民众直接对接和沟通。如在个别活动中，来的都是群众演员，由当地机构用钱雇来的。活动一结束，合作方又用大巴车把这些群众演员送回家去。另外，对于一些在境外举行的研讨会、对话或论坛，由于策划不够，也没有新闻通稿，导致我们开展的活动在当地不能为人所知。

之所以出现上述不足，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走出去的机构能力不强，缺少从事公共外交的能力和经验。我们目前在周边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机构在人才储备方面严重不足，只有很少几位工作人员懂当地的语言。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不深，在这些国家也缺乏深厚的人脉关系，不具备直接面向当地民众开展活动的能力，只能是依赖所在国的执政党或者对等的合作伙伴。

其次是我们的职业精神存在差距。近年我国和周边国家的人员往来和交流空前增多，笔者自己的体会也很深，我去年六次访问缅甸，还去了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今年又去过缅甸三次了。然而我扪心自问，包括我本人在内，并没有真正和周边国家的人民打成一片，没有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对他们的了解还很不够。比如，我每次去缅甸，基本上是在比较好的宾馆里住着，出门坐车，访谈的是当地的学者、NGO和其他层面的精英，很少到街上、市场和一般民众交流，对缅甸广大的农村更是很陌生，只是偶尔几次路过，和他们简单聊过几句。像我这种懂缅甸语言并且长期从事缅甸研究的学者和当地基层民众的交往尚且如此之少，其他不懂语言的官员、学者可能就更少了。而我认识的一些西方学者以及一些西方的NGO，他们往往在缅甸一呆就是多年，有的甚至超过了10年，不仅懂缅语，还会说某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有的西方学者为了调研某个课题，往往在缅甸的山区和农村调研数月，和当地人同吃同住。

总之，新一届政府的周边外交理念能否真正贯彻到周边外交的实际工作中，政策实施能否到位，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周边外交一定要更加重视细节，细节方面的投入也许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成效。

（作者为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2014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