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外部观察者看来，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进入了某种“瓶颈期”，遭遇诸多新挑战。围绕着南海、网络安全、亚投行等问题，中美两国的博弈增多、竞争面增强。以白邦瑞、沈大伟等人言论为代表的新版“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美国媒体上风靡一时，损害了中美合作的氛围。美国战略界要求改变对华接触战略、对华示强的杂音甚嚣尘上，这些声音与正在到来的美国大选周期重合，塑造着总统候选人的对华观和政策倾向，或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少人对此忧心忡忡，认为中美已经坠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支撑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共识正走向瓦解，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战略临界点”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本质上看，这是中美关系发展自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中美各自发展所带来的“成长的烦恼”。一方面，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带来了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使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已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在未来十年内超越美国。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实力，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崛起势头，中国被西方视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而自信心下降、一心捍卫“全球领导地位”的美国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愈发敏感，习惯性地以现实主义思维去理解和应对中国，对中国的快速成长和积极作为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不适应”和矛盾心态，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又害怕中国影响力的拓展。虽然目前美国经济已处于复苏向好的轨道中，但中美实力地位的结构性变化和这场危机给美国民众带来的焦虑感、紧迫感却在延续。随着大选周期的到来，两党候选人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角，拿“中国挑战”博取眼球、以对华示强赚取支持既是这种焦虑感的反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舆论环境，强化了这种战略担心。

另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和中国强化周边外交带来了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增强。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中国一直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与东盟自贸区、中日韩经贸合作均被外界视为东亚一体化的样板。奥巴马上台后，结束了两场战争，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经济上，力推TPP，欲重构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军事上，强化盟友体系，增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外交上，增大了亚太国家的投入力度。奥巴马的政策调整使中美少了反恐引擎，两国同时聚焦亚太客观上拉近了彼此的“地缘距离”和“政策距离”，使中美“近身博弈”成为新常态。中美之间本没有主权纠纷或是领土争议，但随着美国对中国周边领土、海洋权益争议问题的过度介入，这些问题不断升级，正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摩擦点。当前，奥巴马任期所剩不多，在新防长卡特等人的协助下，其着力推动“亚太再平衡2.0版”，将其作为自己代表性的“外交遗产”。而中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两大战略倡议的顺利实施也使中国周边外交升级为2.0版。两国的同步成长客观上带来了中美地缘竞争的升级，使两国在亚太政治与安全秩序方面的分歧和角力愈发明显。

客观环境的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这种“成长的烦恼”，一方面，中美两国既要及时地发现这种变化，相应地做出政策调整，强化合作导向，避免中美关系“随波逐流”或坠入现实主义者“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方面，无需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过于悲观，毕竟，成长是一个过程，中美关系需要经过这样一个相互适应与磨合的阶段，才能迈向稳定、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需要从这种客观变化中发现合作的机遇，以发展的眼光来迎接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构建功能性合作伙伴关系入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欧洲一体化的实践经验表明，某一特定功能性领域的合作能够培植互信，并产生“外溢”效应，使合作不断向其他领域拓展。目前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深度相互依赖，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美两国应本着脚踏实地的态度，将这些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做深、做实，尝试在潜在冲突领域从危机管控机制入手开辟合作渠道，在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全球公域不断探寻合作途径，通过“一砖一瓦”的积累构筑起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大厦。

其次，畅通中美各个层次的交流渠道，发挥战略、经济、人文三驾马车的引领作用。目前，中美两国已基本构建起包含元首年度会晤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等多层级、各领域的对话交流机制，军事领域的交流机制、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及中美民间交流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中。这些机制发挥着中美关系减压阀和稳定器的作用，两国应共同用好、维护好这些机制，及时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引导中美良性竞争的氛围，防止出现重大战略误判。

最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同时，挖掘两国的“共通价值”。中美虽然发展阶段不同，政治制度有别，文化价值各异，但两国作为两大文明型国家，在思考和处理问题上具有很多共性，如两国在文化上都很自信、宽容，两国世俗力量都很强大，社会价值观念、物质生活方式趋同，两国民众都勤劳、务实，注重现实努力，善于灵活变通，这些特质都有助于两国挖掘共通价值，在共同发展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