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与全球化在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深入发展，引发大国关系新一轮深刻调整，竞争与合作交织的“竞合博弈”、老牌与新兴大国的“集群博弈”方兴未艾，中国机遇大于挑战。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应主动运筹，妥善兼顾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不断扩大战略回旋空间。

首先，中国在大国关系中面临新机遇，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尤其是对外经济影响力大幅跃升，包括发展道路、外交新理念新倡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内的软实力显著提升，使得中国的大国地位更显突出，“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加鲜明，成为多方期待与借重的对象；

二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共同利益增多，多组双边关系稳中有进，中国在大国关系格局中相对主动有利；

三是西方大国与其他新兴大国的矛盾也在发展，尤其是美欧与俄之间的对立加剧、地缘争夺激烈，致使西方大国加大对俄防范，难以完全聚焦中国。并且矛盾双方对中国的需求都相应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俄、中欧关系发展；

四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欧之间也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其难以一致对华。

其次，中国在大国关系中面临新挑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快速崛起及向外拓展，现已被外界视为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这一新地位更为微妙敏感，容易招致前后国家的夹击与“合计”，陷入所谓的“老二困境”，尤其是招致“老大”的“另眼相看、特殊关照”。例如，西方大国加大对华政策协调，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加深、防范加重，美日强化“联手对华”之势。

二是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的竞争也逐渐显现，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正极力利用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挑拨与“唱衰”中俄关系，拉拢、利诱、“忽悠”印度，企图分化新兴大国，阻止中俄印“抱团”及“金砖国家”走强。

再次，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将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新布局，对大国关系主动运筹、妥善周旋、全面拓展。

2014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七个布局”，其中的第二项专指大国外交，即“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而其他六项也不同程度地与大国外交有关。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适时精准发力，做到刚柔并济、双多边并举、多管齐下、开创新局，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要坚守“发展中大国”身份不动摇，不被GDP总量乃至综合国力“世界第二”的高帽子所忽悠，在奋发有为的同时注意留有余地，承担国际责任务必量力而行、权责匹配、自主决定。

二要均衡推进大国外交，重点拓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国合作，创新大国协调机制。均衡发展与西方老牌及新兴大国的关系，力争发挥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稳步推进“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战略协调，善于运筹“集群博弈”，以“新兴大国集群”整体的力量应对西方大国新挑战，增强全球治理话语权；深化优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欧战略对话、中俄印外长会等大国协调机制；将周边作为大国外交的重点，力争中美在亚太和谐共处、良性互动。

三要针对几组关键及“敏感脆弱”的大国关系重点经营、区别对待、确保主动。其中，对美坚持合作与斗争并举，加强军事交流与战略互信，着力管控风险，积极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绸缪2016年美国“大选年”及选后对华政策新嬗变；对俄拓展经贸合作，推进战略协作，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日坚决抵制日本当局的右倾化逆流，有效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同时争取日本民众；对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深化合作，管控竞争。

四要妥善运筹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等重要三角以及中俄美日四边关系，维护但不局限于中美关系，在亚太运筹中俄“集群”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博弈，扩大自身战略回旋空间，防止被孤立、被围堵。

五要积极应对与有效破解西方大国新一轮经贸大联合。密切跟踪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加快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双边自贸协定、中国与欧盟及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高度重视美日联手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升级中国与东盟“10+1”自贸区，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加快新兴大国经济金融合作，加紧落实“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重大项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