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国外交，继续秉持十八大以来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基本态势。在南海问题、美国“亚太再平衡”等诸多复杂因素交织并存的情况下，中国的周边外交过去一年来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影响力在周边区域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日益增多。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顺利召开，彰显了中国对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合作的领导作用。

“杜特尔特效应”与周边外交

2016年中国周边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但从实际结果看，其不仅没有冲击到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周边“友华”力量却显著上升。其中，周边外交的高潮是杜特尔特访华，实现了中菲关系的大转圜。可以说，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所确立的“经略周边”方略，逐步开始取得成效。

2016年，中国的多个周边国家换届选举或政权更迭，“友华”或“亲华”力量相继上台执政。

3月31日缅甸新政府宣誓就职，由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领导的新政府开始施政。实际“幕后掌权人”昂山素季8月中旬访问中国，将中国作为首访的第一个大国，表明缅甸新政府仍将对华外交放在首位。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也于10月底对中国进行成功访问。中缅关系由此实现平稳过渡，西方国家的“老朋友”昂山素季优先选择了与中国交朋友。这与2015年6月中方“建设性”地邀请昂山素季以缅甸民盟主席身份访华，先期进行坦诚交流和沟通是分不开的，为民盟大选胜利后的中缅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越南也是如此。1月底举行的越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越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成员，阮富仲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原政府总理阮晋勇退出越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这被普遍认为是越南政坛“稳健派”取得胜利。9月中旬，越南新总理阮春福作为越南新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首次访华。越共与政府最高领导层更迭，形成了“知华派”掌权的格局，顺利实现中越关系的平稳过渡。事实上，早在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邀请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率领庞大代表团访华，其中就包括越共政治局委员阮氏金银和陈大光。

更具戏剧性的是5月底的菲律宾大选，“反美”色彩浓厚的杜特尔特当选总统，一改前任阿基诺三世的外交路线。10月，杜特尔特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迅速使中菲关系摆脱了所谓“南海仲裁案”导致的“冻结”状态。最重要的是，使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失去最为重要的一枚棋子。因而，观察家笑言，“杜特尔特凭借一己之力重塑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

紧随杜特尔特，11月初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也对中国进行超长时间的访问，其深化与中国防务、经济合作之举更被视为“倒向中国”。加上2014年以来就逐步变冷的美泰关系，随着泰国新国王的登基，未来泰国的外交重点，可能会更加多地转向中国。

是否一场席卷东南亚的“杜特尔特效应”正在发酵？目前虽然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塑造能力正在持续上升。

周边外交中的“刚柔相济”

除了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外，中国开展周边外交还需确立一套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基本规则。“刚柔相济”应该是这一基本规则的应有成分。

2016年，南海问题实现“软着陆”，这是对不断强大的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相处的一次重要考验。南海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离不开中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南海和平，保持了战略克制与定力。面对南海仲裁案，中国的坚定立场与始终坚持，使争议各方认识到任何诉诸“仲裁”的单边做法不是解决南海问题的路径，只有回到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提出的“双轨思路”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对于在南海问题上能够“不畏强权压力，主持公道正义，坚持对华友好”的柬埔寨等国，中国对“这份沉甸甸的情谊”给予了真心感谢和高度评价。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柬埔寨，谱写了中柬友谊的历史新篇章。

另一方面，对于部不顾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做法与行为，中国则坚决地给予了必要的警示和反制。例如，11月蒙古国不顾中方多次严厉警告，仍然允许达赖窜访。这一事件严重伤害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事件发生后，中方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经济反制行动，中止了正在进行的政府间合作谈判。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领导力”

2016年，G20杭州峰会顺利召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日益浮现。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推动杭州峰会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

杭州峰会提出，短期内，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合作，激发国际投资和贸易活力；中长期则要大力推动创新，推进结构性改革。同时，峰会将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为推广，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这些成绩及通过的29份文件，集中反映了全球治理中的中国领导力，体现了中国智慧、融汇了中国理念、推广了中国经验、形成了中国方案，将为引领经济领域全球治理的转型升级奠定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塑造能力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力推的亚太经贸整合倡议在2016年迈出重要步伐。11月19日的APEC峰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做出阐述：“我们将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结束谈判。”

由中国倡议并力推的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成为了11月APEC利马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峰会批准了APEC部长会议提交的《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要把把亚太自贸区作为亚太地区未来一体化的主要平台。而由东盟国家主导的RCEP也有望取得积极进展，使得此前并非RCEP成员的秘鲁也在APEC峰会前匆匆宣布开始展开加入RCEP的谈判。显然，不论是FTAAP还是RCEP的进展，都意味着中国将在地区经济整合中可能起到主导地位。

此外，“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塑造周边及全球发展的核心倡议与方案，在2016年获得了更多国家的认同。截止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支持和参与的态度，我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顺利启动。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塑造国际金融规则重要举措。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正在逐步转化为对全球与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中国不仅扮演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将成为塑造全球与地区的规则制定者。

总之，2016年的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十分艰巨，但在周边和全球两个大舞台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展望2017，中国外交可能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但不论如何，保持定力，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应努力思考并引导构建出一套反映全球现状与地区现实、以中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安全观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并使其成为各方共同接受的新型国际关系基础架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