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正面临困难。英国“脱欧”暴露的本土主义和美国大选中涌现的民粹主义，正是典型案例。英国和美国这两大全球化的先行者和推动者，以民意的方式，部分展现了从全球化后退的趋势。

在全球化之下，利益关系被重新调整和分配，权力格局出现显著变化，出现了新的“赢家”和“输家”。中国被普遍认为是赢家。中国政府所确定的对外开放战略，本质上是明智地拥抱、适应和借力全球化。而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反而自认为是输家。这些国家抵抗全球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针对中国。已有大量的研究和分析表明，中国是全球新增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最大目标国和受害者。最近德国试图拒绝中企并购仅仅是冰山一角。

从学理上说，全球化遭遇抵抗可以理解。全球化基本上是经济逻辑主导，资本等要素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然而，与经济逻辑同时存在的，还有国家运行的政治逻辑。对一国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政治逻辑就是赢得政治支持以合法稳定地治理国家。当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民众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时，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并行不悖，全球化因此高歌凯进。

当全球化给特定国家带来严重负面冲击时，经济逻辑就很难、甚至无法克服国家的政治逻辑。全球化在这些国家难以持续深入。当前部分国家确实已到全球化前进动力不足的阶段，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处于斗争僵持的状态。上升至全球层面，就表现为全球化的停滞。

这恐怕是当前全球化发展的现实瓶颈，中国要务实正视。然而，全球化遭遇阻力绝不意味着中国也要指责或者放弃全球化。从历史发展来看，全球化的推进者往往是国力上升者。在不断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影响力也相应地得到提升。中国仍能从全球化中获得新的发展红利，还不到舍弃“自由贸易”而过于强调“公平贸易”之时。一旦中国也在全球化问题上出现动摇和退缩，全球化退潮真的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现实。

无论从道义还是利益的角度，中国都应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中国要微调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关系，同时争取国家能力供给和全球化动力需求之间的总体协调。当务之急是识别全球化“三个地带”，针对性制定全球化新战略。

一是要巩固和维持全球化的成熟带，这主要是指发达国家。这是目前中国全球化利益最为密集的区域，也是全球化面临阻力最大的区域。中国要以“稳”为主，争取其能不脱离全球化的良性轨道，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更好体现利益均衡。

二是培育和发展全球化的增长带，主要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尚未被完全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也有较大潜力。中国要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重点布局这一广大领域，帮助这些国家提升全球化程度，并在其中实现共赢。

三是打造全球化的内生带。在全球化的成熟带和增长带上着力，都是外向型的全球化思维。考虑到自身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还要有内向型的全球化思维。

简言之，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更为便利化的国内经济体系，打破地区、行业和旧有利益的束缚，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在外部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改革同样是全球化的希望和潜力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