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贫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经验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加强领导。加强地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关键在干部，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此外还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其中任何一批脱贫都需要大量资金以及精心部署和有效实施。最后教育支持和产业扶持，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是扶贫、脱贫之本。

2016年外部环境相当严峻、极其复杂，中国大外交面临更多挑战。对此，2016年中国“大外交”唯有迎难而上、稳中求进，即为“十三五”开好局、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营造塑造有利外部环境，并通过“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以扩大国际经济影响力，通过应对地区与国际热点难点以增强国际战略主动权，特别是要强化风险管理与危机管控，预防各类外部风险尤其是内外风险联动共振。

鸦片战争后，中国先是沦为全球化的深刻受害者，继而演变为冷眼旁观者，而如今已成长为积极参与者。十七大以来，中国确立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基调。习近平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并筹建了亚投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打造利益、责任与命运共同体已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主题词。中国不是地区国际秩序中咄咄逼人的破坏者，但确实是积极稳健的参与者。当前，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呈现出东守、北固、西稳、南进的特点，既体现了中国发展的需要，也呼应了国际格局的调整。

中国外交很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政策和新机制都需要落实到细节上。中国外交最近几年迎来了很多新的概念、范畴、政策和机制，但每一个似乎都是点到为止，具体的研究很缺乏。对中国外交这些“新元素”，要进行精准的、细节性的评估。比如说，互利是在多大程度上的，共赢能赢多少。具体到海洋问题、朝核问题、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上，我们的政策能否获得成功，或者可能是部分成功，都需要事先展开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精准评估。中国的外交未来应该更加开放，包括外交能力建设。只有在社会了解、公众讨论、学者认真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能力建设才会更好地提升。而外交能力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代表，外交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志。

美国的存在、历史记忆以及民族主义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决定即便中国愿意为周边小国提供安全保护，这些国家也不会太热情。因此，在“结伴”的框架下使特定的伙伴关系具备军事联盟的实质的策略不具备可行性。“结伴不结盟”仍是中国外交的最佳选择。但同时也要看到，上述制约因素的影响在中短期比较突出。长期来看，这些因素的制约性应该会下降，特别是在中国实力持续增长而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然而，这一长期的过程恰恰是中国周边外交挑战最严峻的过程。中国在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前提下，不仅要让周边国家适应中国实力与影响力的上升，还要同时处理好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无疑周边外交与中美关系密不可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将承担5项重要使命。中国外交首先要使更多国家和民众理解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外交要坚定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中国外交要更加积极有为地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服务。中国外交要更加有效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中国外交要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在各方关注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我们坚定主张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武器，必须实现无核化；坚定主张半岛不能战、不能乱，必须通过谈判推进无核化；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正当利益。

所谓“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国价值观，二是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这个秩序，中国讲的“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机制、法律体系和原则规范。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新时代和习近平赋予中国外交的新定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在“中国特色”并且“特色鲜明”，是对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精髓——“务实王道”的发扬光大。再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体是大国，表明中国开始从新的实力地位出发，并以新的大国身份（亚太乃至世界大国）开展外交活动。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是中国外交的深刻转型和自我挑战，还具有超越、批判国际关系既有范式的世界意义。

刚刚过去的2015年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深入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引领中国外交实现一系列重要新突破，取得一系列重要新成果，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