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进行战略对冲时，需要分清主次，把握强硬与妥协的度。目前，我国在南海岛礁的吹填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应致力于“守”，避免在该地区与美国形成直接的军事对抗。对日关系应致力于“争”，在积极努力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下，适度扩大目前已经在钓鱼岛和油气田领域争取的利益。在朝核问题上，应致力于“合作”。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领域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与美形成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在萨德问题上，应致力于“攻”，坚决反对，对美采取强硬并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对韩施展外交智慧，运用多种资源，必要时实施利益交换。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在全球治理中争取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那就需要重视以我为主的认证体系建设。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来自西方的各种认证体系较为重视，有时难免存在盲目被人认证的现象，让人牵着鼻子走。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必须要从受动思维转为能动思维。只有这样，以我为主的创新才会不断迸发，真正发挥引领而非被引领的效果。

双方就涉及南海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重申争议问题不是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部。双方就以适当方式处理南海争议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和平稳定、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周边外交除了要解决实力积累、如何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等问题之外，还要着力解决如何提高自身在本地区的可接受性和受欢迎程度的问题。中国一方面要利用当前时机，快速壮大自身实力，同时要关注实力上升和自身对外行为在国际体系与周边地区产生的社会性影响，发挥物质实力的软性作用，改善在周边地区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在周边地区的国际威望，在地区秩序建设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实现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

当前，中国和柬埔寨都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的相同任务，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推动者、建设者。站在中柬关系新起点上，中国将同柬埔寨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世界各大区域的地区战略，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同时，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谨防虚骄之气。

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参与者，而正在努力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建构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宏大的“以我为主”的地缘经济战略布局。

中国已经进入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并且继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特点一是中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断增大，二是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发展进步的影响在同步增强，这使得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动关系变得日益紧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本质特征的新型大国外交应运而生。

当中国人以“世界大国”这样的自我期待面对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世界边缘”这样的认知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产生，进而恶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关系。“一带一路”当然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向“非西方”“非华人”世界主动走出去，这意味着中国会更加直接的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民众也开始直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印象，而彼此的交流则必然影响彼此身份的建构，进而推动中国身份的改变。

评估一项外交政策的成果，不能只看该政策获取了多大的国家利益，而是要比较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是否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该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国家利益。如果获得的国家利益大于所付出的外交成本，说明该项外交政策是有成效的；如果两者相等则说明该项对外政策是无效的；如获得的国家利益小于外交成本，则意味该政策是失败的。此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不仅能够扩大国家利益的政策是成功的，能够减少国家利益损失的政策也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