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周边外交除了要解决实力积累、如何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等问题之外，还要着力解决如何提高自身在本地区的可接受性和受欢迎程度的问题。中国一方面要利用当前时机，快速壮大自身实力，同时要关注实力上升和自身对外行为在国际体系与周边地区产生的社会性影响，发挥物质实力的软性作用，改善在周边地区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在周边地区的国际威望，在地区秩序建设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实现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

当前，中国和柬埔寨都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的相同任务，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推动者、建设者。站在中柬关系新起点上，中国将同柬埔寨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世界各大区域的地区战略，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同时，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谨防虚骄之气。

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参与者，而正在努力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建构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宏大的“以我为主”的地缘经济战略布局。

中国已经进入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并且继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特点一是中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断增大，二是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发展进步的影响在同步增强，这使得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动关系变得日益紧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本质特征的新型大国外交应运而生。

当中国人以“世界大国”这样的自我期待面对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世界边缘”这样的认知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产生，进而恶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关系。“一带一路”当然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向“非西方”“非华人”世界主动走出去，这意味着中国会更加直接的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民众也开始直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印象，而彼此的交流则必然影响彼此身份的建构，进而推动中国身份的改变。

评估一项外交政策的成果，不能只看该政策获取了多大的国家利益，而是要比较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是否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该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国家利益。如果获得的国家利益大于所付出的外交成本，说明该项外交政策是有成效的；如果两者相等则说明该项对外政策是无效的；如获得的国家利益小于外交成本，则意味该政策是失败的。此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不仅能够扩大国家利益的政策是成功的，能够减少国家利益损失的政策也是成功的。

面对TPP和TTIP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渐趋扩大的影响，中国也应当充分挖掘G20机制塑造贸易体系的潜力，抓住杭州峰会的契机，制定出上、中、下不同层级的策略目标。最高目标即通过杭州峰会，提升G20在全球多边与区域贸易机制中的影响力，增强其对多边与区域贸易的约束力。中级目标是通过杭州峰会，加大WTO、中国-东盟自贸区等中国所参与的多边与区域贸易机制的执行力与约束力。最低目标则是平衡奥巴马政府试图继续拓展TPP和TTIP贸易机制的行为，争取在峰会期间不涉及相关贸易机制的讨论。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希望杭州峰会能够在以往的基础上，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面对当前挑战，第一，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第二，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第三，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第四，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五，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除了要重视现实利益因素之外，还要重视价值观念的因素，这是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进入3.0版的时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不能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Global Value）。全球价值观包含的面很广，除了“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等价值观念外，习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