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依托IMF建立G20秘书处，建立“5+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所谓“5+1”，即美国、欧元区、中国、英国和日本，再加上IMF。“5+1”定期开会，对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货币、汇率、贸易和结构性改革等进行磋商和协调，目的在于扩大五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正面溢出效应，减少其负面溢出效应。还应推动IMF扩大SDR使用范围。要扩大SDR使用，一是建议修订SDR相关制度。包括完善SDR定值和发行方式，同时建立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二是扩大SDR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和危机救助中的使用。三是拓宽SDR作为计价单位的使用范围，包括在国际贸易、投资中使用。四是IMF利用SDR向各国中央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促使SDR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使用。

从中国的角度讲，那些选择理解或者支持中国立场的国家当然值得赞赏，为数更多的选择中立甚至是沉默的国家同样值得认可。中美对“仲裁案”的博弈，本质是美国单方面发起的针对中国的一波攻势。对美国而言，这种营造的“势”起不来，或者达不到预期，即意味着棋失一招。因此，美国需要保发。作为处于守势一方的中国，见招拆招、化解对方的“势”即为成功。因此，中国需要破发。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对不同阵营的国家、地区和组织采取不尽相同的策略，把美国阵营的追随者拉过来，巩固中国阵营的支持者，争取或稳住第三阵营的沉默者。唯有此，方有可能破发，化解美国攻势。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阶段，形势最复杂，矛盾最集中，最需要发挥外交智慧，也正是开展大国外交的关键时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探索并不容易。如何超越国强必霸，国家间对立的丛林法则和权力政治逻辑？如何在别国信守权力政治逻辑的前提下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破解的难题。

中国需要“有所作为”，但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畏惧西方，但也不可狂妄地想着替代西方。这两种心态都可能导致颠覆性的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也不能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中国需要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搞上去。在外交方面，中国要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里往上爬。但中国也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而是要主动预先准备，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秩序。亚投行就是个很好的尝试，不同于美国主导的TPP等排他性组织。中国不是要颠覆现存国际体系，而是要补充现存体系缺乏的一些功能，在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实力。

从法理上说，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并非讲不清楚，现在之所以仍留有模糊的空间，国家利益因素固然有之，但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出于区域政治层面的大局考量，因为没有哪一方比中国更珍视南海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但问题在于，美国在南海用抵近侦察的方式一再冲撞中国利益底线，菲律宾在美国的幕后指使下一意孤行强推南海仲裁案，全然不顾及这些行为对地区稳定的负面影响，企图软硬兼施逼中国就范。而这往往适得其反。南海之争错综复杂，有时候运用模糊性政策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但很可能是最不坏的方式，至少能避免把矛盾出口彻底堵死。在南海争议中多一些创造性模糊，其实也是给了各方更多回旋余地和纵横捭阖的空间。

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途径。要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合作，不断扩大中美关系的积极面，持续积累两国发展的正能量。在双边层面，增强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战略界、军方的互动交往；密切企业、民间人文交往，做到提质增效，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在地区层面，针对朝核问题、阿富汗重建、中东问题等地区热点难点问题，展开建设性合作，致力于推动问题解决。在全球层面，面对公共疾病传染、全球贸易、网络安全、反恐、打击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消灭贫困、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稳定、防核扩散等问题，中美应携手应对解决，共谋人类社会福祉。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