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优先顺位战略问题上邓小平说中日友好超过了两国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从国家战略层面，见诸党的十二大报告。同时，邓小平维护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邓小平运用辩证法，对于中日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始终保持警惕，进行斗争。

当前，我们面临的突出挑战是，如何对待历史转变时期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演变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而言，坚定正确的宏观把握至关重要。处理当下的战略问题，敏感问题，都需要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双方有必要对新时期彼此间的战略竞争采取某种“宏观管理”。除了加强军事领域的风险管控，现在更需要一个面向未来的关系发展的稳定框架。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成为涉及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问题。未来的中美关系框架需要与共同建构亚太地区秩序形成关联，即将政治上确立在本地区寻求和平共处的目标，作为建构新型关系的重要内容。这是中美发展合作利益应当着眼的大处，也是两国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应尽的历史责任。

国际事务的法治化是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趋势，也是全球化时代国家能力成长的动力之一。熟练、严格和高效地运用各种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既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基础，也是一个大国强大的真正标志。中国影响和改造世界的基本途径，一是要靠实力，二是要靠规则运用能力。是否能全面掌握、发展和创新世界能理解和接受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是中国大国成长真正将长期面临的重大考验。

世界格局正处于塑型之中，“权力东移”“美中博弈”“三足鼎立”“多极世界”“无序和失序”是正在显现和未来可能的世界格局走势。不能排除世界会经历一个无序或失序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多长，要看客观形势和主观努力。一方面，形势比人强，另一方面，历史终究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中国在世界的汪洋大海上向哪个方向发展，怎样发展，与谁一起发展，都事关大局和大势。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看准方向，稳步前进，到了两个一百年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就都绝不只是美好的愿景！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坚持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争议。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深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意义和自身责任担当。中国一向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及在中国相关管辖海域的侵权行为。同时，中国愿与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依据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有关争议。中国愿同有关国家积极商谈争议解决前的临时安排，包括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要把区域战略与全局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把握好两个大局，即和平发展环境的大局、与东盟关系的大局。要破解当前的难题，中国须成为能为南海地区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提供“航行畅通、航行安全”的公共产品的主要国家。不仅仅是自己单方面宣布和实施，未来还应该主动和积极推动建设南海合作公共产品的发展，把它作为推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的重要议题和内容，逐步发展共同参与的南海合作机制。

目前全球范围内国际秩序动荡和“裂变”不断，多边机制表现呆滞和低效。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中国一方面仍要努力在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方面起更重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需要广泛和深入地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由中国一国来担当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是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稳定器和顶梁柱是不够的，甚或还要有一定的“无力回天”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而不宜怀抱过头的期望。中国对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重身份须有自我意识，不应将自身想象和表现得过于理想，以免加大我们言行之间的鸿沟并削弱自身信誉。与此同时，我们还须改善自身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国际行为，以提升我们的的国际信誉和影响。

尽管当前南海和平稳定受到一些内外消极因素影响，但中国仍坚持通过双边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政策依然没有变化。当前南海的温度必须逐步冷却下来，谁放纵事态发展，谁就必须承担历史责任。中美在南海没有一分一厘的领土争议，在南海上也不存在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不能以此来定义中美关系。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两国关系中的合理位置，把南海塑造成中美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场所，防止其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形成不应有的干扰或破坏。中美双方都赞同“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只要美国不以此挑战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美可以就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双方也应当在海洋环保、海洋科考、海上执法等涉海广泛领域加强合作，为双方在海上的互动注入更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