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决定继续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拓展合作，缩小分歧，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双方积极评价中美元首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会晤取得的成果。两国元首期待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会晤，重申希望杭州峰会取得成功。双方将保持高层交往，继续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等富有成效的机制。双方将就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取得新的务实成果，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中国应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有效降低中国崛起的负面冲击力，促进地区稳定与共同发展，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此外中国还要深化对地区公共物品的认识，与各国一道确立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客观评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诉求，既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又能够实现共享繁荣，从而深化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东亚秩序的重塑。

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同志全面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五个方面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描绘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好前景，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五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

我国应依托IMF建立G20秘书处，建立“5+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所谓“5+1”，即美国、欧元区、中国、英国和日本，再加上IMF。“5+1”定期开会，对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货币、汇率、贸易和结构性改革等进行磋商和协调，目的在于扩大五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正面溢出效应，减少其负面溢出效应。还应推动IMF扩大SDR使用范围。要扩大SDR使用，一是建议修订SDR相关制度。包括完善SDR定值和发行方式，同时建立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二是扩大SDR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和危机救助中的使用。三是拓宽SDR作为计价单位的使用范围，包括在国际贸易、投资中使用。四是IMF利用SDR向各国中央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促使SDR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使用。

从中国的角度讲，那些选择理解或者支持中国立场的国家当然值得赞赏，为数更多的选择中立甚至是沉默的国家同样值得认可。中美对“仲裁案”的博弈，本质是美国单方面发起的针对中国的一波攻势。对美国而言，这种营造的“势”起不来，或者达不到预期，即意味着棋失一招。因此，美国需要保发。作为处于守势一方的中国，见招拆招、化解对方的“势”即为成功。因此，中国需要破发。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对不同阵营的国家、地区和组织采取不尽相同的策略，把美国阵营的追随者拉过来，巩固中国阵营的支持者，争取或稳住第三阵营的沉默者。唯有此，方有可能破发，化解美国攻势。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阶段，形势最复杂，矛盾最集中，最需要发挥外交智慧，也正是开展大国外交的关键时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探索并不容易。如何超越国强必霸，国家间对立的丛林法则和权力政治逻辑？如何在别国信守权力政治逻辑的前提下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破解的难题。

中国需要“有所作为”，但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畏惧西方，但也不可狂妄地想着替代西方。这两种心态都可能导致颠覆性的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也不能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中国需要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搞上去。在外交方面，中国要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里往上爬。但中国也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而是要主动预先准备，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秩序。亚投行就是个很好的尝试，不同于美国主导的TPP等排他性组织。中国不是要颠覆现存国际体系，而是要补充现存体系缺乏的一些功能，在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