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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建更多中国自己的全球治理认证
发表时间:2016-11-01 17:23 来源:国际网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在全球治理中争取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那就需要重视以我为主的认证体系建设。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来自西方的各种认证体系较为重视,有时难免存在盲目被人认证的现象,让人牵着鼻子走。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必须要从受动思维转为能动思维。只有这样,以我为主的创新才会不断迸发,真正发挥引领而非被引领的效果。

加拿大不久前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作为非创始成员国,加拿大的加入要经过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认证程序。

说起认证,人们都很熟悉,它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中一个不太起眼但却极为重要的环节。从身份证、社保卡、毕业证书、专业证书到专利、会员资格、产品进入市场等等,“认证”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认证现象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也越来越多,日益成为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制度性权力的组成部分。要想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认证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破口。

认证的核心在于确立规则和标准,通过一套价值、规范规则和实用标准的推广,形成产品、组织或规范的规模扩张优势。认证既有国际社会效益,也有国际经济效益。从社会效益来说,它能扩大自身价值、规范、规则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经济效益来说,不少认证行业成为庞大的产业,例如各种英语水平考试认证就为主办方带来可观经济收入。

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认证很多。任何一种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在其创立和初始阶段,都会确定一套价值规范、规则体系、组织机构等。随着这种国际秩序的扩大,后来者要加入就需经过各种认证程序,只有符合这个国际秩序的基本要求才能成为其成员。就此来说,这个秩序的价值规范、规则体系实际上对新来者形成一定教化作用。而秩序的活力和生命力就在于能不断吸引和吸纳更多成员,实现秩序范围的扩大。国际秩序的主要大国,正是通过对认证标准和程序的确立、解释及再解释而掌握着强大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价值规范和规则体系来不断塑造新手。

坦率地说,少数西方大国仍然垄断和把控着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认证指标,例如各种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关于价值问题的许多评奖评价体系、“市场经济地位”认证、重要国际组织入会标准等等。认证还影响到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例如美国特色社会科学中喜欢一厢情愿地设定一些所谓民主的标准,将别国人为地分为民主和非民主。结果就是,有的国家一夜之间欣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民主国家,有的国家一朝醒来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专制国家,这种打着学术幌子搞的研究自然闹了不少笑话。这是美国式宣传的一个特点,对这类打着学术名义的认证,人们要有鉴别力。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在全球治理中争取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那就需要重视以我为主的认证体系建设。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来自西方的各种认证体系较为重视,有时难免存在盲目被人认证的现象,让人牵着鼻子走,久而久之变成别人体系的一部分,但却忽视了自己体系的建设。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必须要从受动思维转为能动思维。只有这样,以我为主的创新才会不断迸发,真正发挥引领而非被引领的效果。例如,中学生大学生们喜欢搞模拟联合国活动,这个活动确实有意义,但我们可以搞对中国发展意义更大的模拟亚投行或新发展银行等活动;随着汉语国际影响扩大,就需着力于汉语水平国际考试的科学认证工作;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也需自己的投资目的国风险评级体系,而非简单跟着现有几个评级公司走,这样才能合理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流向;如何做好汉语作为国际学术表达语言的共同体建设,等等。以上这些领域都是青年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可以抓住并大有作为的学术创业方向,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章转自环球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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