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尤其是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企稳迹象，但美方对华打压战略已经成型，难以出现实质性变化，加之今年大选因素，美国势必继续强硬攻击中国。美国将继续以亚太作为安全战略重点，通过盟友力量加剧“阵营对抗”，同时在高科技等领域加强出口管制，遏制中国发展。对此，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开放，走好国内建设与发展之路。

2024年4月14—1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率领3位内阁部长及庞大经济代表团访华。中德关系战略性一直十分突出，不仅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两国在全球治理上也有着深远的合作。当前地缘冲突频发，世界经济遇阻，全球面临失序风险。中德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以共建“全球稳定力量”为引领，为动荡世界增添稳定因素。

美国拉拢菲律宾，试图在南太平洋（AUKUS）和东北亚（美日韩）之间，再次建立一个东南亚“小多边”安全机制，以遏制中国发展。同时，美国有意推动日本在亚太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美国联盟体系内部重要的武器研发与提供方。甚至有可能将日本打造成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核心国家，联动多个“小多边”，帮助美国对中国在军事上的遏制和围堵。在菲律宾被美国纳入“小多边”机制后，其他东盟国家将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后面如何平衡安全与经济？这不仅是东盟国家的考虑，更是中美博弈的重点。对此，中国应坚持加强与菲律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保持战略定力；还应经营好自己的基本盘，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建立政治与安全互信。

AI技术在全球的发展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创造巨大机遇的同时亦衍生出诸多风险，AI技术的全球治理面临技术本身复杂、阵营对抗趋势上升、治理主体太过多元分散等难题。对此，中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智能向善”的宗旨，坚持广泛参与、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的原则，致力于弥合各国间“智能鸿沟”，推动各国AI技术平衡发展和成果共享。

目前，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经成型，涉及经贸“脱钩”、地缘政治冷战思维、激活“军国”体制及意识形态外交四个方面。面对此局，中国需精准施策。在经贸上，我们应发挥产业链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在地缘上，我们要坚守安全底线，广交良朋，挫败美国围堵图谋；对美式“军国”体制，我们要洞察其内部矛盾，善用分化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应以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化解对立冲突。

中国周边邻国众多，基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周边关系复杂。中国与周邻国家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共生区域，有着共享的利益。中国通过参与和共建周边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了以合作为导向的区域共处、共生与共享空间。对于中国来说，周边具有整体性特征，营造好整体的周边环境至关重要。百年变局下中国周边环境面临新的挑战，周边矛盾、冲突、热点相互交织且呈现突变性特点。中国需要与相关周邻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有效管控矛盾，防止冲突升级，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

在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中，科技竞争是中美竞争决胜局的关键因素。当前，美国正集中全政府、全社会乃至全盟伴的力量与中国进行技术竞争，中国则在技术发展上面临很大压力。未来十年，中国要全面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我们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渐进与颠覆、自主与开放，三个方面的关系，这涉及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因此，我们在应对过程中要保持高度的耐心、韧性和审慎，切忌出现颠覆性错误。

从中短期看，2024年的中美关系或许仍将保持较平稳态势，却也必须警惕防范可能的挑战。首先，如何看待和应对涉及地区安全议题的风险点十分关键。其次，如何避免美国大选这一国内政治因素干扰中美关系。第三，如何形成中美两国更可持续的战略框架。从更长远的时间段看，美国大选结果对于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中国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定前行，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能有所不同。

2023年中美关系缓和大概率还是“弱势反弹”。原因在于，之前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仍在加大，双方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仍在扩大，双方的负面认知仍在增加。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短期内难言乐观。但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增长，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寻找新的相处之道。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中美两国可以找到管控冲突、和平相处、互利合作的办法。因此，从中长期看，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保持谨慎乐观。

当前美国对华科技打压遏制愈演愈烈，给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带来直接冲击，甚至会为中美对抗埋下隐患。需指出的是，中美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权等传统敏感问题上建立了一定的沟通与对话渠道，在管控分歧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科技竞争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新敏感领域，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沟通机制尚不健全。因而，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必要，而且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