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世界和平相处，是一大问题。当今世界，随着大国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不断加剧，这些都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背离。同时，为了大国竞争与对抗的需要，“全球南方”国家重新受到关注，但热度的提升，也带来“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化。历史似乎回到了原点，“全球南方”到了需要再一次思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唯有对五项原则的坚守，才能在未来可能的大国对抗的激流中保持独立和平衡。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当下中国外交正面临复杂的国际局势，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支撑，非西方中等强国已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理应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中国外交主要发力方向之一。我们可强化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协调与双/多边关系，牵制、平衡、化解、对冲当前的战略压力，以期开创某种战略新局。具体而言，应努力摒弃、淡化领导权问题，倡导并与中等强国建构集体领导观念，展现“全球南方”集体领导力。并将发展置于“全球南方”议程中心位置，避免“全球南方”概念被西方国家政治化和工具化。

目前红海局势突显三大新特征：地区非政府武装力量崛起与地区力量愈加多元化；地区安全问题日益军事化；战略通道争夺愈发显性化。对此，我们有必要在发挥传统的国际发展合作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在发展、安全、和平三方面综合发力，从国际关系大局和与地区国家长远合作的角度出发，围绕“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继续促进区域国家间对话协商，与地区国家携手促进红海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

从首尔峰会签署的文件内容看，美西方把AI治理视为竞争工具，硬推自身想法，欲借峰会抢抓AI全球治理主导权。这样做不可能找到AI治理的正确答案，AI治理究竟“路在何方”？AI全球治理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也不能少”，需要倾听各方声音，凝聚各方共识。美西方则要摒弃“零和竞争”思维，在AI治理中与全球各国各方携手并行，以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增进人类福祉，创造持久繁荣。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来不缺少各种各样的决定、裁决、文件和声明，而此份联合声明，是单一全球性大国与阿拉伯全体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首个联合声明，具有独特的功能和地位，既是对当前最紧迫的加沙冲突与长远巴以和平的综合性回应，也代表了全球多数国家与人民的呼声。“三不能、三支持”成为中阿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新共识，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看来，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已穷途末路，巴以和谈需要新力量、新活力和新方案。

崔天凯大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出，“香会”从来不缺议题，这说明世界不仅不再稳定，而且相当不确定。联合国架构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当大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时，联合国安理会也可能失灵。按照西方一些人的思路，建立两大相互对峙的军事集团，极有可能爆发真正的战争，甚至核战争。因此，各国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自己、以及如何认识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

人工智能（AI）技术跃迁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全面且系统，因此，我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应对其挑战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体而言，始终坚持以大安全理念应对安全威胁，将AI安全置于整个安全体系中加以处置；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既要把握AI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又要确保其安全、可靠、可控，有效处理AI在各领域的安全影响。同时，还要充分关注AI对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产生的深层影响，防止体系变革产生的安全风险外溢到社会层面。

作为对于此次政党外交活动的延续，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将如何有序展开，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如何推进，如何深化交流与合作，或许有以下若干重要抓手。第一，坚定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第二，扩大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尽可能扩大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惠”。第三，进一步扩大中日两国在多边场合的务实合作。第四，中日双方应积极拓展民间外交的渠道与路径，为中日关系的中长期发展构筑基本盘。

事实证明，美国正在真抓实干，对内加大资金投入，鼓励政企结合，加速技术创新；对外严控对华技术转移，并在世界范围内打造所谓“民主技术联盟”，加固“小院高墙”。因此，我们应该准确认识到，就时代发展大势而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肯定不是简单的新版“星球大战计划”，而是中美两国之间真实存在的全方向的竞争，中国应加快布局，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