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法关系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及时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文等众多领域内的合作也突飞猛进，双方签订了很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合作协定和协议。在希拉克总统执掌法国政权期间，中法关系持续平稳发展、更上层楼，两国先后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体看，回看过去40多年的中法合作关系，既进行着螺旋式上升的“层级提升”，也发生着主导作用的“角色转换”，以及从传统合作形态到新兴合作形态的“辞旧迎新”。

回首来路，中法关系60年的长足发展和不断提质升级能给我们提供以下启示。中法关系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战略自主是中法关系的基础，战略引领是中法关系的独特价值，因此我们应坚持从战略上认识和把握双边关系是中法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展望未来，鉴于中法战略合作面临新的空间与契机，只要我们在新形势下确立客观正确的战略认知，继续发挥战略引领的独特优势。相信我们可以既往开来，在新的大变局中打造更加牢固、更富活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23年中东热点问题跌宕起伏，中国中东外交精彩纷呈。上半年，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推动中东“和解潮”，减少了中东信任赤字；下半年，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引发“中东冲突潮”，中国推动停火止战，努力减少中东安全赤字。和解与冲突二元变奏下，中阿合作论坛提质升级，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组织在中东实现“双扩员”。中国推动“全球三大倡议”，与中东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中国新发展为中东国家创造新机遇，努力减少中东发展赤字。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对外工作要“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部署展开。同时，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能否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及各国自身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此外，能否处理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现有国际秩序改革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与外部环境之间是否能够持续保持总体良性互动。最后，能否处理好“中国之治”与“世界之变”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高度。

近年来中欧关系的不确定、不稳定性上升，是由于双方对格局变化认知的出发点和结论存在差异，客观上形成竞争态势，各自政治政策倾向出现明显变化。中欧需要本着与时俱进、务实合作的精神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在世界多极化大趋势下寻求共识，加强合作，探索更合理、可持续的相处模式并付诸实践。

2023年的中日关系虽整体平稳，但国民感情却在低位徘徊。中美关系虽有缓和，但美对华制衡战略并未改变。在当前日本内政不断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希望日本很快改变偏执的中国认知并调整对华战略，是不切实际的。当务之急是继续保持高层交往，扩大各领域各层级对话交流，确认中日关系中的“底线”和“护栏”，增强务实合作，确保中日关系的大局稳定。同时，中日双方应积极探索新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2023年的中国外交，在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下积极进取，继续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同时也着眼长远，适时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提升优化了战略的全球布局。展望2024年，世界仍将不太平。不少大国，包括中国周边的关键国家都要在2024年进行大选，对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相信会继续积极进取，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在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

非洲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战略资源储备，特别是联合自强的发展态势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中国就与其建立起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且中非合作与中国全球方略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在世界秩序处于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坚持以发展为主轴，加强与地区大国、历史积淀深厚国家以及战略身份相对模糊国家的交往，并增进彼此战略合作对接。

目前随着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和威慑实践的不断丰富，单一核威慑灵活性不足的缺点逐渐暴露。面对不同类型和烈度的冲突，常规力量突袭、全域覆盖打击、新兴技术融入等威慑思路不断涌现，威慑理论的视域范围和研究深度逐渐跳脱出“核”的限制，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产生新的变化。现阶段新兴技术威慑主要特点和未来趋势有三点：新兴技术威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出现改变了固有的脆弱性状态，不过，其威慑效果不能完全脱离国家实力这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