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中日关系虽整体平稳，但国民感情却在低位徘徊。中美关系虽有缓和，但美对华制衡战略并未改变。在当前日本内政不断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希望日本很快改变偏执的中国认知并调整对华战略，是不切实际的。当务之急是继续保持高层交往，扩大各领域各层级对话交流，确认中日关系中的“底线”和“护栏”，增强务实合作，确保中日关系的大局稳定。同时，中日双方应积极探索新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2023年的中国外交，在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下积极进取，继续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同时也着眼长远，适时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提升优化了战略的全球布局。展望2024年，世界仍将不太平。不少大国，包括中国周边的关键国家都要在2024年进行大选，对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相信会继续积极进取，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在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

非洲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战略资源储备，特别是联合自强的发展态势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中国就与其建立起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且中非合作与中国全球方略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在世界秩序处于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坚持以发展为主轴，加强与地区大国、历史积淀深厚国家以及战略身份相对模糊国家的交往，并增进彼此战略合作对接。

目前随着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和威慑实践的不断丰富，单一核威慑灵活性不足的缺点逐渐暴露。面对不同类型和烈度的冲突，常规力量突袭、全域覆盖打击、新兴技术融入等威慑思路不断涌现，威慑理论的视域范围和研究深度逐渐跳脱出“核”的限制，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产生新的变化。现阶段新兴技术威慑主要特点和未来趋势有三点：新兴技术威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出现改变了固有的脆弱性状态，不过，其威慑效果不能完全脱离国家实力这个基础。

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体系、国际秩序的深度变革期，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支撑现存国际体系的权力和制度因素都在发生转移和动摇。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作为不断发展壮大的负责任大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未来国际秩序的重构，发挥建设性作用，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世界的长治久安。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球步入后疫情时代的“转折之年”。在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格局重整，国际关系重建的十字路口，远眺未来一年，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将走向何方？2024年中国将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世界引领航向。

基辛格的“国家安全观”对我们认识和处理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基辛格曾多次指出，中美的认知差异成为今天中美战略冲突的重要根源。国家安全是非零和的，可以通过“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来实现，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与对话，用客观事实推动美国改变认知、更新观念。其次，中美两国都应超越意识形态分野，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来降低冲突风险、增进合作。其三，中美两国都应担负起时代和历史赋予的大国责任，携手解决新科技背景下的全球共同安全问题。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总的看，时和势均在我一边。我们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也要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特别是，要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力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南方”整体上仍面临对外应对国际秩序、对内变革发展模式、强化增长优势、稳固崛起进程的艰巨任务。在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交织并进、交互冲击的背景下，南方国家势将聚合为一体，对外提升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和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对内提升互助互鉴、自强自主。作为“全球南方”的大国代表，金砖机制的形成和扩展，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此次峰会成功扩员，进一步提升了金砖机制的影响力，从而增强了推进上述战略的话语权和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