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2.0”时代的开启，美国对华打压的政策取向持续影响全球治理和地区稳定。特朗普政府可能利用军事威慑、经济制裁、制造舆论，以及鼓动周边国家制造事端等方式，伺机介入南海议题，扰动亚太安全局势，遏制中国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此，中国应保持警醒并做好预防和应对，在坚定维护南海的主权、发展与安全等核心利益的同时，继续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效管控中美竞争。

芬太尼之所以管制难，在于不法分子可微调其化学结构制出类似且更强的物质。他们还能从公开文献获取合成法，或设计新化合物规避管制。目前滥用类似物近百种，潜在达上万种，且不断有新型物被开发，甚至可绕过列管前体化学品直接合成。同时，互联网、加密货币及人工智能的应用，使芬太尼更易制贩，增加跨国合作难度。目前，芬太尼滥用已蔓延至欧洲、中东、亚太等地，对此，国际社会应予重视，开展芬太尼治理全球合作。

目前，非洲各国在变局中，为未来发展寻找稳定、可靠、坚定的国际合作伙伴，成为一项紧迫任务。鲁托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为了肯尼亚自身利益，也承载着非洲国家对于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成果、获得早期收获以及共同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期待。此外，当前形势下，肯尼亚自身的经历为其他“摇摆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示：即便获得如拜登政府授予的“重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也未必能得到特朗普认同。因此，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与中国携手合作，加强内部团结，并通过探索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实现共同现代化，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300多年前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代国际体系重要的起源，但当时的“主权国家”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后来的殖民主义和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埋下了伏笔。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继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交往范式的同时，拓展了“主权国家”的内涵，强调所有国家主权平等、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主张“全球南方”国家更大程度地参与全球治理。万隆精神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互信与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4月21日，中国与印尼在北京启动首轮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这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第一个部长级“2+2”机制，该机制建立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创新实践，更是在中美竞合格局下，中国在东南亚的关键布局。它的建立，标志着两国战略互信的深度升级，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超越阵营对抗的新型治理方案，实质推动多极秩序在东南亚落地生根。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周边外交从“危机应对”向“制度建构”的深刻转型。在东南亚地缘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中国正通过机制创新破解“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困局，悄然重塑地区秩序。

70年前召开的万隆会议确立了尊重国际社会主体多样性的原则，为地区国家与域外大国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万隆精神的指引下，发展中国家正形成一种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集团对抗，强调发展权、自主性和平等共治的“全球南方安全观”。这种安全观挑战了以文明等级论为基础的旧秩序，主张通过多边合作重构国际规则。在当前国际关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应继续团结协作，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符合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实现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的共同愿景，持续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环顾当今世界，地区冲突仍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层出不穷，全球安全治理乏力。相对而言，中国周边地区虽然安全风险与挑战不少，但能够长期维持和平安宁局面值得称赞，也可以为世界其他地区所借鉴，更大程度发挥“亚洲安全模式”的重要价值。

习主席此次东南亚三国之行，既是着眼于推动中国同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的双边关系深度发展，也着眼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整体发展，更是要在动荡而不确定的世界局势下为周边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稳定性和新动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国不断破坏国际秩序并制造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国将继续做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世界稳定与合作的“定海神针”。

特朗普重新上台以来，科技竞争仍是其对华政策的重心之一。与拜登时期联合盟友孤立中国的策略不同，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科技战略上更倾向于“全面脱钩”，试图全方位压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然而，不论美国政商精英内部还是美国及其盟友之间，都存在利益矛盾，不足以支撑美国继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甚至发起“新冷战”。中美对抗虽将长期持续，但仍会保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科技领域的博弈随之升温，科技政策“安全化”日益凸显。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与科技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作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地缘技术时代的新变体，日益壮大的“技术-安全复合体”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关键支撑。一些对华强硬的“技术鹰派”对美国安全战略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与“经济鹰派”和“意识形态鹰派”加强互动。美国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的势头将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