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麦克马斯特的任命，将起到重建白宫国安团队、为“弗林通敌丑闻”止血，以及修补与共和党建制派关系的三重作用。

目前内政复杂性的不断加深，决策主体多元化的扩大，内部力量牵制的显著增强，将对特朗普外交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其出台根本性政策调整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对特朗普而言，执政初期面对国内困境，对外政策回归主流或许是最安全的选择。不过特朗普一心求变的本质并未改变，从其在内政问题上落实竞选承诺的做法来看，目前尚不能对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做出定论式的评估或判断。长期来看，“特朗普现象”激起的尘埃恐怕远未落定。一旦团队到位，内部关系协调加以理顺，特朗普施展外交蓝图的时机或许才真正到来。

众多媒体给特朗普贴上的“反全球化”标签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上，作为一个生意遍布全球多个国家的商人，特朗普对全球化利益的感受远比专业政客深刻。他针对的应是不可持续的现行全球化模式，而不是全球化本身。而且，近来的一系列对华不利贸易争端裁决不能全算到特朗普政府头上。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经济当前的体量和“江湖地位”，如果发生无可挽回的国际性、世界性经济贸易下滑，我们不必徒劳地追求将本国增长率与历史数据纵向比较。只要能保证增长实绩与别国——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横向比较好，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所占份额就会扩大，就仍然有利于我们“防范被赶超”。

特朗普要面对是任何新总统都会经历的政策尝试、学习和修正过程，只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分裂会给他的施政带来很多的阻碍。但根据他现在面临的阻碍和政策不稳定性不足以预测他的施政前景。在重大问题上，特朗普仍有回旋空间和继续维持政策不确定性以获得收益的可能。

特朗普拜年外交透露的三个关键词，“互惠”、“建设性”和“一个中国”，可谓其处理美中关系的最新基调。去年11月，特朗普在回复习主席贺电时就承诺，将促进美中“两个伟大和重要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今年1月17日，特朗普特使斯卡拉姆齐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又重申，美国不想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双边关系……中国必须允许美国减轻此前贸易协定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系列言论串联起来可见，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定位依然全局性、战略性、建设性和以互惠互利为原则，焦点分歧集中于贸易问题。如今，特朗普加入“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诺，更为中美关系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开局。

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一切阻碍这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为无异于是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因此，当特朗普逐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时，注定全球范围内的摩擦、冲突和碰撞将前所未有。这对中国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在全球结构和秩序重建和重构过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潮流和规则，以及价值主张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特朗普“穆斯林禁令”似乎只是美国定居主义政治传统延续的又一个新案例。不过长期而言，这有悖于美国社会的融合，有悖于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进而言之，特朗普筑墙行为不可能改变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至多只能起到迟滞作用。这表明：一方面，目前美国正面临和/或需要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特朗普抓错了药方、十分危险。

特朗普反映的不是特例现象，而是呼应潜在的民意，这就意味着美国有持续动力朝着正常国家的道路继续推进。美国抽身国际事务后，各个主要地区主要大国之间是否能够协调合作，地区组织能否发挥引领作用，将受到真正的考验。与此同时，中国的挑战可能在地缘政治上会少一些，但在全球层面上来说更加多了。美国在定义国家利益时过于宽泛不好，但过于狭窄同样不是福音。最后新的国际力量变化和美国战略转变，会引发这些国家内部在国际战略选择上的严重分歧，处理不当会带来国内秩序的混乱。

特朗普打算把美国的力量与他本人的不可预测结合起来，制造恐惧和焦虑，并且他相信美国会因此占到便宜。这种把戏也许在某些方面得逞一时，但战略上注定要失败。在现代世界里，力量越来越来自于尊重、吸引和认同，而不是恐惧、焦虑和从属感。国际政治比同生意伙伴做买卖复杂得多，斤斤计较于提供公共品的成本，利用不可预测耍花招，是虚弱的表现，它是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虽然美国总统政治的变化仍然处于美国宪政分权体系的框架内，但宪法使总统在与宪政体制抗衡的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其结果必然是走向权力最大化和权力失控。然而，在迄今为止的美国政治史上，每当权力失控导致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严重后果后，国会、最高法院、大众传媒、思想库、公众舆论、利益集团、普通民众便一齐加入反对总统的行列，总统最终不得不低头，重新将权力的政治天平摆回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当政治天平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边摆动时，府会合作、最高法院裁决仍将保持美国宪政制度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