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从CEO变成美国的总统，他需要容纳不同的意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团结。国务卿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外交见解，平衡特朗普及其身边团队的“强势”，甚至“蛮横”，蒂勒森的口碑和见解使之可能成为这场国务卿“选秀”中的黑马。

当今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什么非法移民，反而可能是这些非法移民不来了。也许，非法移民的撤出，使美国雇主不得不因为劳工短缺而提高工价，使那些没有教育也没有技能的白人终于可以“出山”了。但这将使整个美国的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进而导致“美国制造”成本的上涨。有些行业，恐怕就可能从国际竞争中出局。

特朗普当选是一场政治大地震，必有一些老旧脆弱的东西被摧毁，被新的东西取代，而那些坚固的东西会保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还有一些东西受到这样那样的损坏，需要修补，这大体也是我们在未来要面对的转变时期的美国政治和外交。

特朗普外交可能奉行一项“新实用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倾向的主旨，是在保持美国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和战略主导地位的同时，让美国能够及时转向它需要解决的、有社会共识的新问题，在商业、金融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捞取实利，比其他国家更快地提出国际治理的新规则。特朗普政策的外交战略转型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事实上将给中国更大的战略和经济压力。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很可能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美国。然而，经过建交37年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合作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仍然值得期待！

特朗普恢复美国经济的措施想得容易但做起来都很难。美元指数近期已超过100，如果年内加息，美元将继续维持强势，不排除美国的贸易逆差会迅速上升。如果实施减税政策，经济发展中长期肯定会受益，但短期内财政赤字压力势必上升，不排除美国将再次进入双赤字的被动发展局面。如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的来源又是一个难以筹措的问题。问题是，一旦美国国内发展遇到新的压力，势必会在国际上再次寻找对手转移矛盾。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可能会受到高压，中国对美投资也会遇到一些新的矛盾。

自里根总统挖空中产阶级，让增长的收益向顶层集中以来，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美国的政策和制度却没有跟上。21世纪的美国，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帮助落后的人群，他必须超越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建立一个有活力、开放、公正的社会，以实现美国人最珍惜的价值观。但尽管这在某方面与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一致，在其他方面却是对立的。

在等待当选总统特朗普拿出明确的外交政策期间，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中立历史。国家弱的时候，美国会克制，避免卷入世界事务。今天情况已然不同，特朗普的中立也会有其特色，从而有别于以往的中立。随着特朗普收缩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以及美国变得更加内向，他寻求贸易优势时会引发与别国更多的贸易战，并影响世界贸易秩序。美国可能回归新一轮传统中立，尝试用这种方式从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中振兴。

共和党一味坚持传统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福利，无疑忽视了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的利益。特朗普此次对共和党进行“恶意收购”，就在于他大打草根牌，背离的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不惜牺牲自由贸易来挽救制造业。可惜，与“中国制造”对撞、打贸易战争，在大萧条时代有类似的先例，结果惨不忍睹。要解决“锈带”问题，成功的经验还在德国和北欧。这恰恰是特朗普的难局：要兑现竞选许诺，他必须施行北欧或德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这对于共和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局死棋如何走活？是特朗普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决定了四年后他接受选民什么样的判决。

特朗普可以胜任国家秩序的总统角色，也可以胜任国家秩序的总统职责，因为有一个成熟的国家机器支持他。但如何让原始秩序的政策承诺和国家秩序中总统必须履行的职责之间有一个更好的协调，作为一个全民总统如何处理一大波全力反对他的人的政策主张，在明年就职大典之后，对政治上并不成熟的特朗普来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美国面对的问题，是了解本身的局限性后。如何定位自身的国际作用上出现的迷茫。今后美国国内秩序重建的步伐和质量，将会影响其对自身在新国际秩序建设中作用的定位，而国际行为的全球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前者的进程轨迹，美国新总统的任期就将在这两大相互联系的难题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