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有助于美国经济的短期发展，不过，由于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主要源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减少，而且美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所以今后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借助内部的结构改革和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通过损害他国和全球利益谋求单边短期利益，将是世界经济的幸事。

福音派深刻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将让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愈加复杂化。特朗普虽声称“美国优先”，但在福音派的鼓动下，美国仍不放弃对其他国家的干涉，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产生新的矛盾。福音派怂恿特朗普政府采取更加亲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也将损害美国的大国信誉，并危及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与作用。把“神”引进以色列与阿拉伯的争端，将使中东地区陷入永无出路的无休止动荡。

目前对于中美关系的紧张必须全面、平衡、冷静地看，一方面挑战甚至危险的确在增加，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自身内部调整的一面，不应对美国的一些言行过度反应。美国要求中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确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但很多事情必须慢慢来。同时，美国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否则国际秩序的重组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此外，中国继续重视与美谈判同时，也需要调整“美国中心思维”适当“离美”，更多加强与美国之外世界的关系，这是“栓美”重建国际秩序。

“通俄门”调查毒化了美国政治气氛，加剧了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并恶化了特朗普的执政环境。调查促使特朗普为巩固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坚持兑现竞选承诺，维持其在移民、贸易政策上的极端立场。就对外政策而言，调查阻止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今后随着2020年大选序幕的拉开，双方斗争的烈度将上升，“通俄门”问题的软着陆，意味着两党还会开辟新的战场。

美国当下政策风格变化，其实是美国领先优势被削弱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策略调整，尤其试图通过欺凌和恐吓等手段，来弥补自己被削弱的影响力、被动摇了的国际地位。这在短期内是有可能实现目标的。但这实际是透支未来的一种非常规手段，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在长时期内，力量格局的调整一定会带来权力格局的相应变化。

特朗普政府寻求的是“再全球化”或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新型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无论是从其主体和理念来看，还是从其途径与目标来看，都体现了单边主义和少数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排他性全球化。今后特朗普政府的再全球化政策会使全球化进入一个周期性的低谷。在排他性全球化和包容性全球化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博弈过程中，短期内排他性全球化模式将处于优势地位，长期内包容性全球化模式将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在当今美国社会，“处死女巫”的事很难再次发生，但言语上的暴力终究会产生社会的裂痕，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可能在很多年后才会真正发作。“巫”是一种叙事，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能被塑造成“巫”，塑造成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幕后黑手。在这种“猎巫”泛滥的舆论氛围下，故事取代了真实或真相。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历任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总统醉心于退出、攻击甚至摧毁一些各国都支持的国际规则或者制度安排。从建构规则到颠覆规则，美国正在用远期损失换取短期获益。特朗普或许在筹谋第二任期，而更多的美国人在思考特朗普之后的美国走向何方，世界又将怎样。

目前促进公平贸易和打开国际市场，仍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不过，公平贸易的含义和促进公平贸易的做法正在发生改变。此外，分析美国贸易政策走向要更多考虑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情况。推断经济因素对贸易政策相关政治进程的影响，需要更多着眼于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不同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参与利益分配的情况。

国家利益对立和国内政治现实限制了特朗普在美俄关系上的“操作”空间。所以，在入主白宫后，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很快由暧昧转向强硬，打破了人们对美俄关系改善的期待，最终导致双方形成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对峙。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矛盾和分歧的根源在于历史传统和价值观的差异，这是双方互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结构，美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转圜，“新冷战”将成为双边关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