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争是表象，背后是不同党派和利益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权力之争。当前，民主党呼应“黑人的命也是命”，旨在借助反种族主义运动动员选民，获取最高权力。特朗普呼吁“法律和秩序”，则试图巩固在白人保守派中的支持，赢得连任。未来如果保守力量抱残守缺，美国内斗可能更激烈，对美国本身和国际政治都会形成新的冲击。

拜登的这种做法，也许是不经意间，避开了特朗普将美国大多数问题归咎于中国的陷阱。拜登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避免让“中国问题”恶化，以便在其当选后专心应对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让美国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和社会更加公平。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具有独立地位或准司法地位的行政部门高官，总统不享有绝对的罢免权。而特朗普任意且毫不留情地铲除监察长，严重破坏了政府的问责制度。美国监察长的创立是为了提供透明、以绝对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方式去约束政府，如今这项制度却遭到破坏。这将打开政策政治化的大门，并鼓励肆无忌惮的浪费、欺诈和滥用权力。

今年是美国选举年。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印太战略”是其执政以来少有的多边外交构想框架，也是其可以用来回击国内批评、拿得出手的“外交政绩”，想在“印太战略”上继续有所作为的心思再明显不过。但美国越是加大军事投入，越会引发中国的警惕和越来越多国家的反感，越发让“印太战略”现形，暴露出美国“美军+美元”的霸权本质。

回顾历史，美国建国至今经历了众多足以动摇国本的危局和乱局，但最终塑造出新的社会共识，甚至启动一场新的社会改革运动。当下的美国政坛和社会看上去乱哄哄，但很可能内在地孕育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化。未来发展取决于美国社会各界的主观努力，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新进步主义改革，第二种是新社会主义改革，第三种是新法西斯主义前景。

此份报告是对美国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华部分的进一步细化，虽然大部分内容是老调重弹，但在一些表述上做了进一步的更新：一是在中美关系的性质上，报告把中美关系正式定性（明确）为竞争关系。二是在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方式上，提出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三是对华实行“有选择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

2020年已注定是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中暴风骤雨的一年。美国国内政治如果无法开始反省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政治势力毫不掩饰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都将无安宁之日。

特朗普想推动建立的新国际机制，并非真的要反映世界发展变化，而是在打自己的地缘战略“小算盘”——筹建围堵中国的“国际联盟”。某些受特朗普邀请的国家希望在国际上拥有更大话语权和提升国际地位，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明知美国的真实目的，却又甘愿被美国利用，那就不是负责任的表现了。某些国家最后很可能只是“水中月”与“镜中花”。

目前美国社会出现很深的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五大社会矛盾。它们交织叠加，在政治上体现为两党恶斗，以及联邦和州之间的不协调，进而导致美国政治严重极化。使此次疫情期间很多措施不能落地。究其根本，冷战后，美国内外环境发生革命性变化，本应推进深层次改革以顺应潮流。但这场原本应该开启的改革迟迟没有展开，导致种种矛盾不断累积。

“未来6个月的美国大选中，中国话题会成为两党竞争的核心之一，双方会以对中国的强硬来争夺选民。因此，中美关系将进入中美建交以来最严峻时刻。”在复旦校庆115年的线上讲座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用25分钟分析了中美关系面临的最新挑战，他强调，面对特朗普政府此间的疯狂和非理性，中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显示出中国的反制力。”